重看“四大名著”:国民读物如何形成?

    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前新推“四大名著珍藏版”。该版在内容上延用最为通行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四大文本,同时配有81幅戴敦邦的插画,以及6幅有针对性的图表。回头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四大名著”的提法,其实是一个在既成传播事实基础上逐渐筛选而成的概念。与精英文化的经典相比,“四大名著”更像布帛菽粟,是更适合各阶层的人共同阅读欣赏的国民读物

    古代小说研究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德国汉学家告诉他,有次在德国的一个景点,看到几位工程师模样的人,正在热烈地讨论小说《红楼梦》的问题。这位汉学家觉得这一幕非常有意思,他说自己无法想象,几个德国工程师去别国旅游,会在那里讨论歌德的某部作品。

    不仅《红楼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内的“四大名著”,在中国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常识。一个中国人,即使没有完整读过四大名著中的任何一部作品,至少也接触过取材其中的戏剧片段、民间说书,或者应该反过来说,除《红楼梦》以外的其他三部小说,原本就是在民间流行已久的话本故事的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而对于更年轻的读者来说,教材中的四大名著的选段,暑假不断重播的经典连续剧、电影,已成为带着温情的回忆。

    然而多数人并不清楚,“四大名著”这一约定俗成的提法,从确立到流行,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围绕其间的小说观念演变、出版刊行格局、特殊时期政治影响力的扩展,以及小说史研究与教学还有影视改编的推波助澜,“四大名著”堪称一个经典塑造的典型案例。

    从“四大奇书”谈起

    在“四大名著”之前,谈及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创作,人们更多引用的说法是“四大奇书”。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曾称明代有“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一说法,后来被清代文学家李渔所认可。在托名李渔的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中便写道:“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

    清人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对四大奇书作了专门的逐一评论。此后,“四大奇书”的说法日渐流行,成为人们讨论白话章回小说时的参考。比如,《儒林外史》出来后,闲斋老人在序言中便将其纳入“四大奇书”的背景加以表彰。

    回头来看,这一从明清时期即流行,直到当代都具有很大影响的说法,有其内在的学理意义。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承洲所说,这四部被冠以奇书的小说恰好代表了明代四种类型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的最高成就。

    只是,等到《红楼梦》在乾隆年间刊行之后,“四大奇书”的说法受到挑战,以后任何关于明清章回小说的列举,便不能无视《红楼梦》的存在了。

    在“四大奇书”中,地位最早受到挑战的是《三国演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描述了这一情形:“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於文人。”

    其实晚清文坛,受到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明清小说的认识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解弢在《小说话》便将明清小说分为甲等三种,第一《红楼梦》,第二《水浒传》,第三《儒林外史》。乙等八种,包括《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隋唐演义》等,丙等《花月痕》《荡寇志》。足以印证鲁迅判断的是,在如此宽泛的名单中,居然没有《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何以难入时人法眼?这或许从民国初年钱玄同与胡适围绕新文学的通信可以一窥。1917年2月25日,钱玄同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极为赞赏胡适发表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的观点,认为“此前之小说与戏剧在文学上之价值,窃谓当以胡先生所举‘情感’与‘思想’两事来判断。其无‘高尚思想’与‘真挚情感’者,便无价值之可言”。正是在这一逻辑下,钱玄同认为《三国演义》《说岳》之类小说“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不足珍视。

    胡适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的信中说:“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不过,他不认同钱玄同对《三国演义》的激烈否定,认为“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然其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足以称得上世界历史小说上有数的名著。

    “五四”一代念兹在兹的仍是文学对国民思想的改造,胡适对《金瓶梅》的排斥,便多少与钱玄同对《三国演义》的否定出于一个逻辑:“我以为今日中国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极译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

    不管怎么说,晚出的《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不断进入人们的讨论视野,《金瓶梅》与《三国演义》则时有争议。撇开时风影响,单从文学角度而言,《金瓶梅》与《儒林外史》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傅承洲看来,《金瓶梅》固然有暴露的性描写,未必适合未成年人阅读,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代表着小说创作的发展方向:取材日常生活的琐事,以细腻真实的描写取胜。刘勇强则认为,《儒林外史》无论就其散文化叙述的文体还是对中国文化反思的深度而言,均不容小觑,只是,小说中大密度的文化信息,成为一般读者的阅读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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