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家园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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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红楼梦读后感

在持续不衰的“红楼热”中,核心应当是对《红楼梦》原著的阅读和深度阅读,读者和研究者早已意识到小说超越了社会揭露和道德谴责的层面而进入到了哲理性的审美境界,它远远不止是社会性悲剧而是精神性悲剧。如果说《水浒》是平民文学,倡扬“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义之举,希冀“你有我有全都有”的理想境地,那么这种平民文化首先关心的不是人的精神出路,而是人在现世间的出路,痛苦的根源是物质的匮乏、权力和财富的缺失。而《红楼梦》则大不相同,甚至相反,痛苦不是由于物质匮乏,而是由于餍足,即所谓饫甘餍肥、锦衣纨绔,一切物质的富足似乎都没有了意义。这是一种贵族文化,产生在贵族人生体验的背景上,准确地说产生在贵族阶级当中那些感觉敏锐、耽于思索者的人生体验的基础上。佛家文化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出身显贵,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活基础上仍然感到痛苦的人,当他思考人间痛苦的原因时,就不会认为是由于物质匮乏,而感到物质世界就是痛苦之源,人要摆脱痛苦就要从外在的物质世界超越出来,实现内心的精神升华。《红楼梦》的作者当然不是释迦,但在感受世界的贵族生活背景上,有某种相通之处,它造就了这部作品所关注的远远不止是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而首先是精神生活状况,是人生的感受、人性的内涵、生命的意义等等超出故事层面的东西。

这恐怕就是这部描写过去时代生活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现代人珍爱以至视作精神家园的缘由。所谓精神家园,其涵义之一是使人的精神有所慰藉、有所皈依、有所归属。

作为《红楼梦》的读者,恐怕很少有人拥有书中描写的那种生活,也就是大多数人不曾经历过这一切,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阅读作品时油然而生的一种亲切感、认同感,就如宝黛初会时感到似曾相识、故友重逢一般。这里不是指对故事的熟悉,而是指透过故事所传达的人生感受的切己和普泛。也就是说对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不管你爱也罢、恨也罢,褒也罢、贬也罢,那种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状态常常和现代人相通。

富贵和闲暇是难得而令人艳羡的,然而“富贵闲人”贾宝玉并不因此而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自由。他甚至曾感叹自己一无所有。二十六回写薛蟠过生日诚邀宝玉,戏问送何寿礼,宝玉道:“我可有什么可送的?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才算是我的。”四十七回对柳湘莲说得更明白,“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可见“富贵”对贾宝玉没有意义,只不过使他的被“圈”被“拦”以一种关爱呵护的形式实现,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寻常的出门串亲戚,就要有十个以上的仆从随围。试看五十二回写宝玉往舅舅那里去,“奶兄李贵和王荣、张若锦、赵亦华、钱启、周瑞六个人,带着茗烟、伴鹤、锄药、扫红四个小厮,背着衣包,抱着坐褥,笼着一匹雕鞍彩辔的白马,早已伺候多时了。老嬷嬷又吩咐了他六人一些话,六个人忙答应了几个‘是',忙捧鞭坠镫。宝玉慢慢的上了马,李贵和王荣笼着嚼环,钱启、周瑞二人在前引导,张若锦、赵亦华在两边紧贴宝玉身后。”未出角门,见一个小厮带着二三十个作粗活的进来,“见了宝玉,都顺墙垂手立住”,独那为首的小打千儿请安,静候宝玉过去。出了角门,“门外又有李贵等六人的小并几个马夫,早预备下十来匹马专候,这才各各上马,前引傍围的一阵烟去了。”出门如此,在家同样是前护后随、珠围翠绕,夜间睡卧、从不离人,连贴身佩带的通灵宝玉每晚都由袭人代为包好塞在枕下。对贾宝玉生活全方位的呵护使得他不可能按照个人的意志支配身外的财富和自身的行动,更谈不上有任何“隐私权”。他的私访花家和私祭金钏都只是极其偶然的例外的“地下活动”,属于“行为偏僻性乖张”的表现,注定要受到世人的诽谤。因而身处繁华热闹围随护绕之中的贾宝玉,其实是很孤独的,一种很深沉的精神上的孤独。

一个人独处,不一定是孤独,纷扰之余的独处默想说不定有精神的丰收。倒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往往会有一种蚀骨铭心的孤独,那是一种缺乏理解的落漠,难以沟通的荒凉。环顾当今,任何因期望值过高而受宠的孩子、肩负生活重担的当家人、企业的老总、社会的权要、演艺的明星,以至普通人,都可能有这种孤独感。现代社会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加大,网络化、数字化生存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减少,人际关系较过往反而疏离、隔膜,相互沟通和理解变得困难,于是“孤独感”就日益成为一种现代病。人们很容易对贾宝玉的这种精神状态感同身受,产生心灵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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