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作者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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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史上,有许多难解的谜,《水浒》作者施耐庵之谜,就是其中的一个。谜者,迷也。施耐庵之谜的产生,受制于中国文化特有的历史背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小说向被视为“小道”,小说作者不能算做文人学士,正统的史志载籍从来不为小说家立传,而小说中的《水浒》,又是明清两代多次严查禁毁的“教诱犯法”之书,有关作者的任何正面材料,都不可能公然合法地载入典籍,倒是“施耐庵作《水浒》,子孙三代皆哑”之类的不经之谈,由于同统治阶级的舆论导向相一致,而到处谬种流传。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要弄清施耐庵之谜,是极其困难的。

但这并不构成否认施耐庵《水浒》作者地位的借口。我们知道,从版本学的角度讲,确定一部作品的作者,主要依据是版本卷端的题署。现存明代刊本如嘉靖大字刻本《忠义水浒传》残本、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一百卷一百回、袁无涯刊本《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都一律题作“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惟有若干简本,则只署“罗贯中编辑”(如余氏双峰堂刊本《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忠义水浒传》十卷一百十五回等)。版本的考证已经证明,现存的简本乃从繁本删削而成,所以繁本关于《水浒》作者的题署,应该是可靠的。再证之以明人的书目如高儒《百川书志》所录《水浒》,亦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明人的笔记、文集也都提到《水浒》的撰人是施耐庵,所以将这部伟大的作品的著作权归于施耐庵,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断言施耐庵并无其人,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角色,是没有道理的。

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不在有没有施耐庵这个人,而在施耐庵是个什么人,亦即在施耐庵其人的家世生平问题上。较早的看法,认为施耐庵是元末的剧作家施惠(君美),后出的观点,则有以施耐庵为郭勋门客的托名,等等。前者的依据极为薄弱,后者则更是主观的臆断。1952年《文艺报》发表了刘冬、黄清江的《施耐庵与<水浒传>》,披露了苏北兴化、大丰县的施耐庵坟墓与祠堂、《兴化县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与《施耐庵传》等几项新材料,连同同时发表的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勾勒了施耐庵身世的大致轮廓:施耐庵,名彦端,又名子安,耐庵是他的字。元末进士,官钱塘二载,后弃官居于苏州。张士诚据吴,曾登门造访,不应,避祸居于江阴,又回兴化,旋居白驹场,成为白驹镇、施家桥一带施氏自苏迁兴的始祖。元配季氏、续配申氏,生子让,字以谦,孙文昱,字景胧,或述元,等等。这样一个轮廓,为多种文字材料和传说所构成。然而由于文字材料年代较晚,或存在漏洞,所以为多数学者所怀疑。

不想到了1958年,在施家桥施耐庵墓附近,居然出土了一方施让墓之“地照”方砖,地照所署日期为“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与丁正华报告所附《施公(让)墓志铭》所署日期完全一致。地照的出土,证明了施耐庵(彦端)之子施让、之孙施文昱的存在。到了1978年,在施耐庵墓附近,居然又出土了一方《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这块墓志铭出土的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它不是违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1952年材料所勾勒的轮廓。墓志铭一共叙述了五代人:第一代高祖元德,第二代曾祖彦端,第三代祖以谦,第四代父景口,第五代廷佐,这就从文物上证明了彦端这一人物以及“彦端——以谦——景口”三代人的客观存在,而在这以前,不少人都认为彦端乃至整个施氏世系是不可信的。

尤可注意的是,墓志铭中的第一代为元德,但并无事略可述,唯于第二代彦端名下,记述了“会元季兵起,播流苏家之(又疑读“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里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为什么在施廷佐的墓志铭中要对彦端这一代大书特书?因为这关系到施氏一族迁徙的大事。彦端外流,又回兴化、白驹定居,所以当地施族奉他为“始祖”,而不是奉他的父亲元德为始祖。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施耐庵的身世轮廓,由刘冬、丁正华等人于1952年勾勒在前,而为1958年、1978年出土文物证实在后,这就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那一轮廓的描绘,基本上是可信的。

这个施耐庵,经历了元末的动乱,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实践经验,他与当道权贵不合,对张士诚在感情上有共鸣,行动上又不完全合作,对于人民的苦难,却充满同情之心。他长期生活在杭州、苏州等城市,对于市井“说话”艺术有充分的了解,加上宋江民间传说在这一带流传,使他获得了收集、整理乃至再创作的客观素材;他的文化修养、艺术观点,又使他具备了写作《水浒》和主观条件。总之,判定《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其作者是一个饱经忧患的志士仁人,恐怕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关罗贯中的史料,虽然也非常之少,但却有一条为学术界所公认的记载,这就是《录鬼簿续编》的著录:“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所终。”这条材料记录罗贯中在至正甲辰(1364)还健在。又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元人施某所编《水浒》,物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为《三国志演义传》,绝浅陋可嗤也。”明确地说罗是施的门人,并说他是效仿《水浒》来写《三国志演义》的。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章学诚。他在《丙辰札记》中说:“其书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中萑苻行径拟之。”《水浒》宣扬“忠义”,《三国志演义》也宣扬“忠义”,二书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罗贯中既参与了《水浒》的写作,又独立完成了《三国演义》,也是可以相信的。

(选自 欧阳健 著 《水浒解识》,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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