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关风月的情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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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三国解读

雪莱说:诗人是时代的先知。

文学与时势总是毫不吝啬地纠缠在一起。巨大的社会变革让文学在魏晋时代浸染上了一层与任何时代都不相同的神秘色彩,这种色彩甚至照亮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天空。魏晋文学有别样的精彩。在我看来,这一时代的文学初稿上分明只写有两个字:一个是“情”,另一个是“恨”。以曹操为代表的“情”和以何晏为代表的“恨”,在有限的时空中互相唱和着,犹如渔樵互答,生发出了无限的文学养料,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是《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位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所作的双重评价。曹操在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汉末战乱时代,对于文学,到底做了什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这样描述那一时代的文学风貌:“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就是说,那一时代的文风是雄豪大气的,雅好文章的曹操对于推动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曹操为代表的有“情”一派,是较早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对附庸位置中独立出来的文人集团。他们追求的是自由不羁的绝对自主,艳慕放任自然的生活方式,认同浪漫随意的人生态度,主张积极的人生。所以,我们通常读到的建安作品多是充满作家自我意识和不羁精神的诗作,建安文人的思想解放是中国非传统文人的一个样本。鲁迅先生将这种文学风格,称之为“尚通脱”。通脱之中到底寄寓着建安文人怎样的情呢?

公元196年的许都,在曹操平定了吕布、陶谦、袁绍、袁术之后,社会开始有了初步安定的局面。立志建功立业的曹操开始招揽知识分子、士人阶层,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便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的口令中日益壮大成形。曹操此时所追求的正是中国传统价值中除了金钱、权力之外的最为重要的部分——文化。作为绝对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识的作家,曹操确实为文学的蔚为壮观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于是建安七子和被他从匈奴手中用重金赎回的蔡文姬,交相辉映,济济一堂。这是曹操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之情,这让他超越了一般文人的狭隘之情,突破了文人相轻的劣根性,浪漫的诗人情怀和宽广的政治家气度让曹操对文学的情沾染上了不同以往的慷慨与霸气。

有人说,谁说曹操气度大,他不是照样杀死了孔融、杨修和祢衡吗?只是大家别忘了,单纯的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在曹操图霸面前,无论是哪种文人,都应该学得谨慎谦恭一点,这并不是要他们放弃文士的自我意识,而是过于膨胀的内心世界最终还是危险的。可以看到,被杀或间接被杀的文士都是对自己的实力、影响、名声作了过高估计的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曹操这样一个全能型的政治家兼文学家的对手。连鲁迅先生都感慨道:“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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