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侃三国正文 话说孙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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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汉末年群雄争霸的诸侯之中,孙坚是比较特殊的一位的。一方面是他在镇压黄巾、讨伐董卓等战争中战功卓著,在东汉末年很有名气;另一方面他还是小霸王孙策、吴大帝孙权之父。因此史料上关于孙坚的记载相对于其他诸侯而言比较翔实。我们从史料上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现象:基本上对他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比较正面的。不过在现代的一些评论中,孙坚的形象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对这一人物的评价变的模糊和混乱起来。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孙坚呢?

    (一)

    陈寿的《三国志》对孙坚的评价是:“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先抛开诸如“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的优点和“轻佻果躁”的缺点不谈,首先看看“有忠壮之烈”的这个评价。综观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于其它诸侯,似乎还没有人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这说明孙坚的“忠壮之烈”在三国及西晋时期都是基本上是得到认可的。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中也说“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原因从这两位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据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记载,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皇帝派遣司空张温代理车骑将军,向西征讨边章、韩遂叛乱。张温上书请求派孙坚为军事参谋,屯驻长安(今陕西西安)。张温以诏书召见董卓,董卓拖延了很久才来见张温。张温责备董卓,董卓则是很不服气,估计当场就发生了言语冲突。孙坚当时在座,就上前对张温说:“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 孙坚对董卓的嚣张狂妄非常不满,建议张温以召见不按时到达的罪名,以军法处斩董卓。张温却担心董卓在陇蜀一带享有威名,“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孙坚说:“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於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於是在矣。”张温始终还是下不了手。事后朝中大臣听说孙坚历数董卓的三条罪状,无不叹息,孙坚被破格升为议郎,和这件事情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久董卓乱政,孙坚还感慨:“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虽然以孙坚的政治眼光不可能预见董卓后来的狼子野心,但这件事情也足以让史家们对孙坚赞叹不已。

    董卓乱政以后,各路诸侯迅速组成联军对抗,孙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各路诸侯都大多各有各的算盘,按兵不动。唯有孙坚表现最为积极,一往无前,英勇作战,而且颇有胜绩。汉献帝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冬,孙坚正在鲁阳城东与部下喝酒,董卓的步骑共数万人突然出现,孙坚在席间谈笑风生,命令部众整顿队伍,不得轻举妄动。后面骑兵越来越多,孙坚才慢慢撤座,引导部队入城,对身边部下说:“刚才我之所以不立即起身,是唯恐兵众慌乱互相践踏,这样你们都进不了城了。”董卓见孙坚阵容整齐,不敢攻城,引兵撤退了。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移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东面,董卓派大将徐荣大举进攻,孙坚初战不利,只与数十骑侍突围而出。他常戴红色头巾,就脱下头巾命令亲信侍卫将领祖茂戴上。董卓骑兵争相追逐祖茂,所以孙坚得以从小道脱身。不久,孙坚重新收整兵马进驻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董卓派东郡太守胡轸督步骑五千攻击孙坚,孙坚大破董卓军,并斩其都督华雄。孙坚的勇猛使董卓感到十分畏惧,派李傕前来请求和亲,让孙坚列出担任刺史、郡守的亲属子弟名单,许诺仍旧任用他们。孙坚说:“董卓逆天无道,我不诛其三族,将其首级悬示全国,则死不瞑目,怎么会与之和亲呢?”于是进军大谷(今河南洛阳南),距离洛河(源出陕西洛南县,流经河南省西部)九十里。董卓率兵出,与孙坚激战于皇陵之间。董卓兵败逃走,屯军渑池。孙坚接着进军洛阳,又击败吕布。孙坚的骁勇善战让董卓心惊胆战,董卓曾对手下提起:“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在董卓的心目中,惟有二袁、刘表、孙坚才是心腹大患。董卓的迁都长安,不能不说与孙坚有一定的关系。进入洛阳后,面对“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同时,孙坚命令部下修复汉朝诸皇陵,平整封塞被董卓掘开的各王公贵族的坟墓。

    孙坚此番行为,也的确可以成为所谓“忠壮之烈”的楷模,所以在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对孙坚称赞有加。虽然孙坚的某些举动有些“获罪”之嫌,但对其“忠壮之烈”都是毫不怀疑的。

    (二)

    近来有文章评论孙坚是贼子,笔者认为实在有些牵强。以孙坚一生的作为来看,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有点太“抬举”孙坚了。因为通过后面的分析看,孙坚不仅没有贼子的行为,也没有贼子的头脑。其实说孙坚是个贼子,理由不外乎两个:一是所谓“匿玺背约”;二是所谓跨境用兵及诛杀官员。就这两个指责,笔者试做分析如下:

    首先是“匿玺背约”,典出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山阳公载记》曰:“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这两个记载,都是裴松之在对《三国志》进行注引时加上的。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裴曰“臣松之以为孙坚於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於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再者,《吴书》和《山阳公载记》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怀疑。《吴书》的作者韦昭原本就是东吴的太史令,为增加孙氏政权“上顺天意”的合法色彩,特意加上玉玺这段“有德者居之”的故事,也是很有可能的;第三,众所周知,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参考了《吴书》、《魏略》等著作,象“匿玺背约”之类的记载肯定是看过,之所以不录入《三国志》,肯定是认为与事实不符。试想: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真有发生,以忠、孝为第一道德标准的古人,绝对不会忽略的。

    其二是有评论指出的所谓“当时孙坚不但离开本郡(长沙郡)用兵零陵郡及桂阳郡,甚至还离开荆州,远征扬州豫章郡的宜春县。依照汉朝法律的规定「二千石的官吏,不但不得擅自发兵,用兵也不得出界」,孙坚违法犯纪,已有邈视汉室的不臣,万一因此犯罪而丢官下狱,得不偿失。虽然孙坚很义正严辞地巧妙回避,俨然有获罪无愧之大家风范,但是若把此时讨贼的官军,比照起后来堕落成盗贼,此番义词却变狡辩,这正是孙坚一生忠奸之间的分水岭。”及“但是一但权臣擅兵又不受控制时,从野心及犯行而言,作为形同盗贼。从孙坚后来诱杀荆州刺史王叡、斩首南阳太守张咨以及攻击荆州刘表,这与当初会稽叛贼攻击郡县、荆州黄巾燔烧郡县杀害长吏、凉州边章及韩遂之叛乱、还有长沙区星率众攻围城邑等,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孙坚的个人性格。所谓的社会大环境是,汉末黄巾作乱,盗贼横行,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东汉王朝的普遍现象,非一州一郡可以自行解决的,再加上当时东汉末年皇权衰落,因此当出现黄巾作乱、盗贼横行之时,向其它地区派兵并非孤立现象。据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徐州黄巾作乱,孙坚还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另外,有分析认为:孙坚的行为前后并没有根本的转变。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转变只是由于朝廷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中,中央朝廷是否具有合法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继承的程序上,正因为此,世袭制因其稳定性得以长期坚持。黄巾起义并没有直接造成中央无法控制地方,朝廷号召各地起义兵平乱,但以皇甫嵩为统帅的朝廷军队依然能够控制全国的局势。这一局势的前提是朝廷的合法性在士大夫阶层没有受到质疑。但董卓当政并行废立之后,这一前提没有了,所以各地的诸侯开始各专其命。 在朝廷失去权威性的时候,社会阶层中积累起来的社会权力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像袁绍、袁术凭借其世家大族所积累起的社会资源开始填补临时的权力真空;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孙坚的奋斗在开始时,个人的成名**是建立在为朝廷建功的基础上的,在朝廷失去权威性时,他们的努力仍是要恢复朝廷原先的权威性,像孙坚这样非世家大族者,在没有与地方大族结合以前,寻求的主要是军功,所以他奋斗的目标不是占有多少地盘,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朝廷的承认,他无法占有什么地盘。因为此时虽然朝廷的权威已受到置疑,但仍然是天命的唯一来源(虽然已削弱)。这种分析是颇有见地的。其实孙坚的目的是比较单纯的。据裴松之《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吴录》曰:“是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於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孙坚在出兵之前已经很清楚越界的后果,一番表白不应看做是巧妙回避,应该是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

    (三)

    以孙坚短短的三十七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孙坚并非象某些评论所写的“心高志大,敢于问津帝王之霸业”,而是从未有过邈视汉室的不臣之心,之所以会被人误解,实乃个人性格所至。

    历史上的孙坚虽说是孙武之后,《吴书》的作者韦昭吹捧他是“坚世仕吴,家於富春,葬於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虽然韦昭极力替孙坚涂脂抹粉,但经过陈寅恪先生考证,富春孙氏其实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更有人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泼皮无赖出身),从刘义庆的《幽明录》“种瓜为业”和陈寿 “孤微发迹”的记载来看,应该是所言属实。十七岁时,孙坚因斩杀海盗胡玉的手下而一举成名,被官府召作假尉。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许昌在句章起事,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许韶聚众造反。孙坚以郡司马的身份招募勇士,征得千余人,与州郡联合将其击败。被任命为盐渎县(今江苏盐城)县丞,几年后迁为盱眙县(今江苏今县西南)县丞,又转为下坯县(今江苏睢宁北)县丞。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孙坚随朱儁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为佐军司马。《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说孙坚“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一次在战斗中,孙坚受伤落马,横卧草丛之中。其军分散,不知他在何处。孙坚所骑骢马驰返营地,用蹄掌刨地呼鸣,将士们跟随青白马在草丛找到了孙坚。孙坚休养了十几天,伤好了一点就立刻派兵出战。在宛城一役中,孙坚身先士卒、率先登城,在他的带动下,部下蜂拥而上,很快取得胜利。孙坚也因为此役的出色表现而升任别部司马。参加联军讨伐董卓途中,孙坚先后斩杀朝廷地方官员王睿、张咨;在与董卓的较量之中,他能在失败后马上重新集结队伍,迅速发起反攻并取得胜利。

    从这几个小片段,我们能看到一点什么?笔者有这样一个初步印象:孙坚之所以能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取胜,靠的不是有多么高的战术水平,他能取得胜利的法宝只有两个字:勇猛!以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他原本就不属于那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

    我们再透过孙坚对很多事情的处理进行分析,可以再进一步对孙坚做出另外一个评价:孙坚只是一员毫无政治头脑的虎将。说孙坚没有政治头脑,这一点也没有冤枉孙坚。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却没有占南阳为己有,反被袁术做了南阳太守,粮草供应要依赖袁术;杀荆州刺史王睿,也不能控制荆州,反被刘表趁虚而入,结果孙坚不但要在不久以后再打荆州,而且最后还丢了性命。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的观点是:因为孙坚根本就没有想过向其他诸侯一样占地为王,逐鹿中原,或者说孙坚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头脑。似乎孙坚就是为战争所生,所以任何阻挠他去参加战争的人或者事,他都不能容忍。会稽平叛,孙坚勇往直前,得罪了当地及临郡的各大豪族却浑然不知(逼娶吴郡贵族吴氏,又全然不觉自己“轻绞”之名已经对各大毫族留下恶劣印象);长沙郡区星作乱,朝廷任命孙坚为长沙郡太守。孙坚一月之间便消灭了区星。周朝、郭石等人率众在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州)起事,孙坚越郡讨击,三郡肃然。孙坚平乱,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干净利落,却又违反了朝廷法令;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影响了孙坚讨伐董卓、光复汉室的宏愿,孙坚毫不留情的把他杀了;武陵太守曹寅伪造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的征讨文书送给孙坚,历数王睿的罪状,命令孙坚捉拿王睿,孙坚想也不想就执行了。当王睿问及理由时,孙坚的回答是:“因不知罪而获罪。”不但王睿到死都没弄明白因何被杀,笔者认为就连孙坚也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一员毫无政治头脑的虎将,在加上“轻佻果躁”的性格,在群雄逐鹿、充满了尔虞我诈的时代注定是被人利用、功败垂成的。董卓带着皇帝跑了,诸侯联军散伙了,自己的力量又不够,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原本是想带着豫州刺史的头衔到豫州稍做休整,不想各路诸侯的纷争又起,危及到自身的安全。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曰:“袁绍遣会稽周喁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坚慨然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到这个时候孙坚心里想的还是“救社稷”,要不然也就不会“言发涕下”而不忍自相残杀了。在这种形势下,再没有头脑的人也都明白要力求自保,为达到这个目的,孙坚终于放下了当初“同举义兵,将救社稷”的宏愿,同原来关系就不错、而且又与袁绍交恶的袁术结为同盟(也有说是投靠袁术的,不过这是一段历史公案,也并非本文重点,不再赘述),参与到诸侯混战的行列之中了,结果是越险越深,最后把命都搭上了。

    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同袁术一起合力击败了周喁。随后,袁术派遣孙坚出征荆州进攻刘表。刘表派手下大将黄祖在樊城、邓县一带迎战。孙坚一举将其击败,并渡过汉水包围襄阳。但在“单马行岘山”时,被黄祖的士兵射杀。一个曾经令董卓闻风丧胆的一代猛将却死在一帮小喽罗的箭下,时年三十七岁。

    (四)

    终其一生,孙坚实乃一介武夫,只能称之为是一个一流的战将,算得上是一个长胜将军。但孙坚缺乏政治头脑,始终被人利用,虽说早期有“忠壮之烈”之美誉,但不久就卷入了诸侯的大混战当中,自身难保,奢谈“同举义兵,将救社稷”,打着打着,就连自己应该干什么都不知道了,完全没有了方向,忠臣做着做着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的忠臣;至于罗贯中所说的“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之类的英雄,孙坚不是那种人。至于说到政治家,孙坚更是连边都沾不上。他对后来孙策的兴起东吴政权的创立也没有多大影响,自己奔波一生而无立锥之地,最后连妻儿老小都要寄人篱下。有人戏称孙坚是“三十七岁留下的只有一个寡妇和五个孩子”,虽然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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