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歪批三国正文 文学的虚实与历史的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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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实在是一个被谈论得太多的时代,因而也成了被误解得最深的时代。三国中人,大抵盖棺而不能论定,彼等身后的升迁荣辱甚至较生前的戎马岁月更动荡不定,也更富于戏剧性。设若有一艘时间潜艇将这班好汉运抵当今,读着由一位名叫罗贯中的后人为他们撰写的集体传记(且不说还有一位名唤王扶林的导演据此敷演出的八十集电视连续剧),真不敢想象会生何感想。诸葛亮多半会被自己的绝顶智慧弄得目瞪口呆,一俟看到自己竟沦为一仗剑作法的妖道而在七星坛上咒语喃喃,胡乱祭风,大掠周郎之美,或许一羞之下便拂袖而去。随之离席的还有借口"如厕"的东吴谋士鲁肃,这位"体貌魁奇,少有壮节"的"狂夫"型儒将,实在无法接受小说里那位──更不必说还有电视里那位──也叫"鲁子敬"的孱头。张飞照例在哈哈大笑,只管用大碗喝着"人头马";关羽,这个极度自负的美髯将军一边暗叫惭愧,一边寻思着哪天去给罗贯中老弟上一回坟去,虽然一出门便受到当代同性恋者的追逐;曹操沉默无言,只顾嚼着口香糖,眼神里布满"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般的憔悴。如果个中闹出人命案的话,多半便是周瑜了,这位风流倜傥、气宇轩昂的东吴大都督,纵然从不曾在"诸葛村夫"手下受过气,这次怕要因罗贯中的编派而气绝身亡了。因为,说周公瑾气量偏狭,本来就和说诸葛亮智力平平一样离谱。昔东吴老将程普,仗着三朝元老的身份,对周大都督不理不睬,搭足了架子,由于公瑾天性豁达,不念旧恶,遂重演了一出三国版的《将相和》,致使程普慨然有叹:"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饮自醉。"三国故事肇始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该书"古今訾嗷者非一"(王士祯语),誉之者如叶适标举为"笔高处逼司马迁,但少文义缘饰,终胜班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诃之者即如渔洋山人,至若认为一本我莫识其名的歙人撰写的《季汉书》,较陈著"不惟名正言顺,抑且文词斐然"(《池北偶谈》卷十六)。陈寿虽为蜀人,一度在蜀地为官,但考《三国志》的立场,仍以魏为正统,对曹操及手下众多谋臣武将,着墨既夥,也多褒扬之词。陈寿撰书时,世间已有《魏书》、《吴书》可资取材,独蜀国无史,但这未必便是《三国志》中《蜀书》篇幅最弱的原因。我们发现至少在这位大半辈子生活在三国时代的谯周后人眼里,如关云长、张益德、赵子龙等辈并不被特别看重,对诸葛孔明也非一味赞誉,"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判词,着实让后人心惊。又百余年后裴松之出,此公鉴于陈寿选材过苛(一方面也是陈寿所能依据的史料当时不过区区三种,由是亦可见叶适所谓"(裴)注之所载,皆寿弃余"之不确),遂立志增补。裴松之本着"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收以补其阙"的雄心,参较各类著述二百一十种,以超出原著数倍的篇幅,终于使自己获得了几可与陈寿共享署名权的荣誉。虽然裴松之在注中不时加上点个人的指谬辨疑性的评论,总体上仍可把他看成一位囫囵吞枣型的资料收集者;因了他这份辛勤的罗列,我们顺便知道民间的三国热,非自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始。

    曹操形象的嬗变在裴注中已露端倪,盖正始玄风吹拂下的魏晋士大夫在月旦士林、臧否人物上自有一份独特的睿智、宽容和超然,不似后世只知将人判为或善或恶、壁垒分明的两极,是以曹操之名尚可在奸雄与英雄之间游移。曹操奸相品格的定位至少在有宋一朝已成铁论,不仅孩子们都会"闻曹操败,则喜唱快"(《东坡志林》),其人因是"汉鬼域",抑且为"君子所不道"(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而当朱熹《通鉴纲目》中正式确定"帝蜀寇魏"的立场时,曹操的奸相也就只能毕露了;他在去自己千余年的罗贯中笔下沦为古今第一奸人,实在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罗贯中当年着手处理三国故事时,掌握的书籍及民间传唱资料(主要是《三国志评话》)已非常丰富,结构上的经营布局较之人物事件上的摹拟虚构也更为棘手和切要。罗贯中有横空出世之才,《三国演义》规制雄奇,大开大阖,小说的气势已不逊于所描绘的时代。塑造人物匹似顾恺之为人写真,寥寥数语已是颊上添毫,龙首点睛,靡不神情毕肖,千载之后犹猎猎生风,呵之得生。罗贯中执笔时虽未尝一刻稍忘陈、裴之《三国志》,但他的小说在民间却真正促成了对《三国志》的遗忘。然则罗氏所撰究系历史耶?小说耶?

    关于此种体裁有一个现成的抹稀泥似的称谓,曰历史小说,然困惑亦于兹生焉。盖历史与小说本属壁垒分明的两个领域,各秉赋着一套价值标准和操作规范,虽然太史公(还可以上溯至左丘明)笔法里已多摹拟之情事,但那通常是在须揣摸方得其似的情况下,正孔融所谓"想当然耳"之举,虽属历史著述本身的无奈,其初衷却又并非出于对小说笔法的注重,而实在应被视为一种"原其终始"的努力,不如此,"鸿门宴"将不复闻矣。我们常见的倒是,历史无意于借小说以美容,小说每常演历史为说部。历史小说似对应于小说史,但后者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有之,则林汉达先生编著的《上下五千年》或辽宁少儿出版社的《五千年演义》之属,因致力于史学的蒙学化而奉行一种"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通俗性原则,是"小说化历史"而非"小说史",亦已昭然。历史的小说化乃历史的变节,小说的历史化则不啻为小说的升华,因此,历史学家往往宁受"少文义缘饰"的指责而坚守诚信,小说家(当然也包括戏剧家如莎士比亚、如不惜以"滑稽的方式自由处置历史事件"并据此写出了《罗慕路斯大帝》的迪伦马特)则每每热衷于涉猎史部,以使作品在叙述的广度和意蕴的深厚上都有所猎获。历史有其不容篡改的神圣性自是毋庸置疑的,小说家天赋有虚构的权力也是不消分说的,如此,当小说家一面要捍卫虚构的特权,一面又不愿对历史题材割爱时,神圣历史的马其诺防线只能接受崩溃的结局,不复有尊严可言。历史小说,这并非对历史的另一种描述,而只是小说的别一种写法。准乎此,历史本身的尊严便被置诸小说的法则之下,成为小说家厨房里聊供烹饪之需的鸡鸭鱼肉。

    回到罗贯中《三国演义》。清章学诚在《丙辰札记》里已用"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界定了它的虚实结构,肯定了罗氏对历史的基本忠实。我无意对"七实三虚"的比例作出质疑,而更想对其内容加以关注,即何者可虚?何者当实?

    答案并不因问题的重要而显得棘手,只要稍稍比照一下《三国志》就会发现,小说忠实者事,虚构者人。应该指出,在小说家对历史的改编中,所谓"忠实"只是被视为一种手段而纳入构思的,相形之下,改编事件较之虚构人物风险更大。事件,尤其当这些事件又是如官渡之战、赤壁大战、彝陵之役那样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话,就更由不得小说家施展想象,任意涂窜。在罗贯中那里我们发现,尊重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是作为小说的叙述前提和基本背景加以考虑的,它的"七分"真实多半集中于此,以便腾出手脚,在虚构人物上略略施展,"三分虚构"即着墨于此。我们且试着看看罗氏笔下的曹操如何?

    若以"赢得生前身后名"作为衡量伟人的标志,曹操显然是要落选的,和周瑜同其结局。三国时人,除了被满中国祭祀的忠勇典型关云长,大概只有曾让杜甫寻觅其祠堂的诸葛孔明可以受此殊荣,而曾被我们明哲的鲁迅先生断定"至少是个英雄"的阿瞒(已故主席也曾默诵其遗篇),却尝尽了"死去原知万事空"的滋味。在《三国志》里,陈寿对曹操的评价可说是迥出众人之上,读其仿"太史公语"的"评曰",如"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尽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古今能得此等判语者实在为数寥寥,而在三国时代,又正可谓"舍此不作第二人想"。想陈寿固非曲语阿世之徒,那么,一个少壮时高歌"天地间,人为贵",中年时吟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晚年时不惜以"烈士"悲情抒发"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之志的雄杰,逮至后世竟忽忽成了千夫所指的大奸雄,实属匪夷所思。曹操不少为人诟病的劣迹,追究起来都不无可疑。即以杀吕伯奢为例,按此事出自吴人所著之《魏书》,立场本就飘忽,而其所叙之事境,又极为离奇乖情,很难按事件的逻辑加以还原。那句令曹操遗臭万年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原属野史裨语,颇难征信。又曹操之迫荀彧自杀,亦非铁论。细想荀文若赴濡须坞途中尚与曹丕谈艺论剑,言笑正欢,其人雄杰之气固较曹操远甚,说谋论智,却也相差不远。曹操若有杀荀之意,荀君绝无不睹先兆之理。虽然,持此论者大多从荀彧反对曹氏篡汉自立着眼,认为曹操杀荀,非为无故。倘如是,不过又一揣摩情事而已,以之存疑则可,据之立论则谬。罗贯中著小说本着"兼采为美"的信条,对史料基本上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一般视为信史的陈寿《三国志》并无多少侧重。读者若有意比照孙盛《魏氏春秋》、司马彪《九州春秋》、王沈《魏书》等籍(裴注中对这几部书颇多采集),会发现罗氏《三国演义》,纯出之想象添加的笔墨竟意外地少。即使面对笔力集中贯注的曹操,罗贯中似乎也并没有特地发明多少虚构细节以供编派之用,他只是尽可能充分地将已有材料加以探掘组合而已。因此,罗贯中与其说艺术地再现了曹操,毋宁说乃是曹操劣行败迹的传述者和集大成者。

    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奸滑之气溢出尺幅,狼戾之心随处可见,作为文学长廊中的一个艺术形象,他不仅在中国文学中为仅见,放诸世界,亦难逢敌手。西人马基雅维里若获知曹公行状,真不知要何等欣喜若狂了。有曹操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例征,他的《君主论》无疑将写得更为出色,"马基雅维里主义"也将更具说服力。曹操在罗贯中笔下,除却杀吕伯奢和借粮官人头以安军心两桩著例外,他如对许攸跣足相迎、"拔剑斩近侍"及"抹书间韩遂"诸节,在在都显出其人惊世之伪。我们说过罗贯中写曹操多事出有因而通常又非真凭实据,他认同了前人对曹操不一定符合事实的大量著述,只从艺术效果而非历史公正的角度遴选材料;又因为罗贯中在小说上也正有着他笔下曹操那份"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才能,遂使他成了曹操形象的最终完成者,他施诸孟德的笔墨也同时成了针对其人的终审判决。

    对罗贯中我们当然抱着崇高的谢忱,也无意否定他塑造人物上的非凡功德,但问题在于,我们如此给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评价的"非常之人"涂上花脸(读其《让县自明本志令》可知),就没有一点愧疚之情吗?我要说的不是罗贯中是否有权如此处理曹操──他当然有权,而只想对人间公正意识的脆弱稍表缺憾:我们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借助法律的大纛,决不容忍任何施诸己身的诽谤行为,一方面却觉得可以认同一位比利时侦探赫克尔·波洛的怪论"对死人不存在诽谤",而将小说的魅力置诸公正概念之上,听任某个古人饱受着千年冤曲。何况,这位古人又并非李鸿章"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者流。中国人历来强调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阿瞒不可能无所萦怀。文学以虚实相间为美,历史以诚实不欺为上,而当小说干犯了历史,追求名留青史的曹操也就只能沦为谈笑中人、戏曲中人。为曹操翻案之所以难以成功,并非当年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呐喊不力,事实上是由于吾人不忍失去这么一位任人奚落的对象。由此我们可见所谓"时间是最公正的"这一陈述的苍白和不可尽信。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不宜全然算到那些暴君头上,善良的百姓也从来有着不善良的那一面,他们那由"集体无意识"所策动的观赏心态,常常会演化为某种更致命的群体力量,遂导致一股飓风般蠢动不已的观念施暴行为。一个特多暴君的民族,其子民不可能不具备助纣为虐的意识。某种意义上,罗贯中对曹操的歪曲性描写,也可看成对人心世态的妥协,即使在元末明初,罗氏已无法改变人们心目中对曹操的"奸雄"定位了,这一点我们可从对罗氏《三国演义》的仔细玩味中略得一二。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我一直无法接受罗贯中对曹操全然否定的说法,不,他对阿瞒还是抱着相当程度理解的,偶尔还会为曹操加上点闪光之处,"谋董贼孟德献刀"即是(按此节史籍不载)。至于罗贯中对刘备之非一味肯定,识者早已指出:摔阿斗时的虚伪,彝陵之战前的暴戾等,罗贯中皆讥讽暗藏。我这么说的另一个理由是,我本人对曹操不可遏制的偏爱,起初正是读罗贯中《三国演义》时生发的,正如我对刘备的反感,亦假诸罗贯中之手。这里便可见出罗贯中的伟大,或曰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本身的伟大。

    探讨一个权谋术最发达的民族何以视真正的权谋大师曹操为白脸奸雄,是有趣而不乏沉郁的。参照孙子"兵者,诡道也"之立论,曹操正乃一不世出的雄杰,他的一应机变谋略,既不曾逾越兵法的游戏规则,也是生逢乱世时的明智选择。何况,他恢廓宏奇的诗文,礼贤下士、求贤三颁的明哲,都是千载之下无人可及之举。或曰,曹操的反对者,事实上都是远远无法与曹操比肩之辈,他们既无能具备对计谋的纯粹审美力,又无力在潇洒豪迈上与曹操争胜,便只能以一副"技不如人"者常有的羞恼,试图通过对曹操行迹的指责,以图捡回一点脆薄的自尊。以此,我们正可了解缘何一个注重君子风范的国度,又恰成修炼"伪君子术"的名山道场。从立身行事远不如曹操的迦太基枭雄汉尼拔却在西方暴得大名中,我们或可汲探国人思维的某些独到之处。

    我们需要美妙的文学,我们是否更需要历史的神圣?这是个两难选择,也许,百姓的智慧依旧是最高的智慧,他们的做法是:拒绝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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