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智谋精粹正文 2.走向灭亡之路:唯亲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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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之错,往往错在一“亲”字。何以出现用人唯亲?因用人者把事业视为一已之私,认为亲者既了解又信得过,他对已忠,而疏者即便是有才干,因信不过故不任用。其实,亲者未必忠,有些善于奉迎阿谀之徒,用花言巧语取得其主信任,如有变故,马上翻脸,另投新主。且这些人善于看风转舵,唯主人的脸色办事,明知有错也不说,如所办之事有利可图,就把错误扩大化,弄得一塌糊涂。东汉王朝之所以衰亡,三国出现的一些失误,都与用人唯亲有关。

    汉灵帝用十常侍乱了天下

    《三国演义》一开头便指出东汉末年致乱之由:”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杀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益横。””

    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 ‘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 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话虽不多,却概括了东汉末年的政治斗争状况。显然,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汉灵帝宠信十常侍之故。

    在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士族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激烈的斗争,而每次都以士族官僚集团失败告终。经过二次党锢之祸,士族官僚集团势力大为削弱,宦官集团权力达到了最高峰。汉灵帝竟尊称张让为“阿父”,其对宦官之宠敬可想而见。为什么汉灵帝如此信任宦官?由于政治**,人民遭殃,被迫纷纷起义,鲠直之臣议论朝政,想有所改革,以挽狂澜之于既倒,汉灵帝不仅不听,却认为这是造反,对士族更加不信任。他以为只有宦官才是“心腹”,所以事事听从”阿父”张让等的话;而他的这些“心腹”都是以媚上利己为业,只要能取悦上意,坏事也说成好事,闹出乱子又瞒着他。

    对于进谏者,不是驱逐,就是杀头。首先向汉灵帝提出忠言的是议郎蔡邕。

    他借灾异为辞,上疏指出“灾异”乃“妇寺干政所致”。所谓“妇”是指外戚,“寺”是指宦官。看了这一奏章,汉灵帝毫无悔悟,反听宦官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谏议大夫刘陶向他揭露宦官的罪恶说,“四方盗贼并起,侵掠州郡,其祸皆由十常侍卖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祸在目前矣!”他听了大动肝火,对陶说:”汝家亦有近侍之人,何独不容朕耶?”

    呼武士推出斩之。司徒陈耽为救陶,以头撞阶而谏,指陈十常侍的罪恶。他命牵出,与刘陶皆下狱,并纵容十常侍于狱中谋杀之。

    汉灵帝为什么对别人揭发十常侍的罪恶恼怒异常?这是因为十常待所干的祸国殃民罪行,都是在他授意或纵容下酿成的。汉灵帝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侈,便授意宦官去设法捞钱,宦官们也就趁机上下其手,从中大捞一把。

    他们的私囊是无底的,所以其捞钱花样也就日益翻新出奇。宦宫认为卖官捞钱最易、最快、最多,便索性开了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各种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油水多,其官价也就比朝官高得多,而地方官所在州郡肥瘦不等,乃采取投标的办法,谁肯出高价谁就走马上任。还允许欠帐,但限期加倍交还。为增加卖官名额,卖出一官不久,又卖出一官去接任,有的州郡官一月内替换几次。买官的怕任职不长,为回本赚利,一到任就拼命掠夺。仅是卖官所得还赚捞得不多,又用各种名义,向州郡摊派,勒索财物,而负担最后还是落在人民头上。为保存全家性命,穷苦人家只好把存下的一点谷子也卖掉上缴,因而出现了“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的惨状。人民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

    汉廷用国舅何进送了江山

    《三国演义》引诗一首对何进的评价是:“汉室倾危天数尽,无谋何进作三公。几番不听忠臣谏,难免宫中受剑锋。”这位无谋何进何人?他原是个屠户人家,本是不学无术,因妹妹被选入宫为贵人,生皇子刘辩,遂立为皇后。进由是得任大将军之职。为谋杀宦官十常侍,他召外兵入京,因其谋外泄,反被宦官所杀。何进被宦官十常待所杀,并非其力不敌,而是因其愚不可及。人们做错事,会接受教训,而何进却恰恰相反。他干了蠢事,仍自以为明智,于是,一错再错,终于铸成大错。灵帝逝世后,灵帝生母董太后与中常侍蹇硕密谋杀何进立皇子协为帝。何进闻讯,当然不肯罢休,因太子刘辩是其妹妹何太后所生,便率御林军五千人入内殿,扶立刘辩即皇帝位,派袁绍入宫收拾蹇硕。硕慌忙走入御花园,花阴下为中常侍郭胜所杀。硕所领禁军,尽皆归顺。这说明宦官并非铁板一块,正确处理之法,应区分首恶、附从和立功者,惩恶扬善,而何进计不出此,竟听袁绍之言,欲“乘势尽杀之”,把所有的宦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一错。由于何进欲杀尽宦官,中常侍张让等便劝何太后垂帘听政,重用自己派系的人,以策划宫廷政变。

    这时,宦官已与何进势不两立,但何进在消灭董太后的势力之后,却因何太后的庇护而宽容十常侍。这是再错。后又听从袁绍的错误主张:“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并认为“此计大妙!”主簿陈琳反对说:

    “若欲诛宦官,如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 却反外檄大臣,临犯京阙,英雄聚会,各怀一心: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乱矣。”陈琳的意见是正确的,何进却轻蔑他说:“此懦夫之见也!”乃派使赍诏召外兵进京以除宦官,终于铸成大错,导致天下大乱,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要诛杀敌手,不是密谋策划,迅速行动,而是大肆宣扬,迟迟不动手,使敌人能充分准备,从容反扑,何进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及知董卓等率兵到,张让等先伏刀斧手五十人于长乐宫嘉德门内,并假手何太后召何进入官,以便杀之。何进得召便行。曹操说,“先召十常侍待出,然后可入。”进笑说:”此小儿之见也。吾掌天下兵权,十常侍敢待如何?”便昂然独自进宫。他一入嘉德门,便彼砍为两段。双方密锣紧鼓,杀戒已开,何进还独自进宫,世间之愚莫过于此。

    这时奉诏进京的董卓早已屯兵于洛阳近处,他为何不立即进京?因他懂得:凡除君侧之奸,贵密贵速,但他偏不密不速。他一到洛阳近处便按兵不动,同时故意上表泄露入洛阳是为除宦官 之事,好使宦官张让等与何进拼命,造成内乱。及何进被杀,他便乘乱入朝,垄断朝政。此人虽早有“不臣之心”,因恐群臣不服,故不敢马上篡位。他先扶立汉献帝作为傀儡,以任其所为;接着收买士族,封官加爵以收人望,如重用蔡邕,一月之间三迁其官,拜为侍中。由此,董卓把朝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成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在封建社会里,血缘关系盛行,一些人因家中有人被选入宫,或得当贵人,或得当皇后,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家人都成新贵,因是国戚而得到信任,掌握大权,不管他是胸无点墨,十足草包。因此,不知误了多少国家大事。何进以一屠户而成为一国的大将军,便是一例。由于何进无谋引外兵入京,不只他自己被宦官所杀,汉廷大权也就落入董卓的手里,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董卓用吕布搬了脑袋

    请先看吕布的外表:“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 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这位无敌将军确是威风凛凛,一表堂堂!他的外表多美,谁又想到他灵魂深处的肮脏;董卓因其勇冠三军认为义子,他又哪里料到这位义子搬了自己的脑袋。

    董卓入京夺取军政大权后,在温明园召集百官,议废帝刘辩,另立新帝陈留王。诸官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带兵前来勤王的 荆州刺史丁原坚决反对 说:“天子乃先帝嫡子,初无过失,何得 妄议废立!汝欲为篡逆耶?”卓怒叱说:“顺我者生逆我者 死!”遂掣佩剑欲斩丁原。谋士李儒见丁原背 后吕布怒目而视,他知此人武艺非凡,急忙劝止。众官也劝解丁原,丁原愤然上马 而去,次日,双方对阵,吕布挺朝飞马直杀过来,丁原率军掩 杀。

    卓兵大败,退三十里下寨,聚众商议。卓说:”吾视吕布非 常人也。吾若 得此人,何虑天下哉!”帐下虎贲中郎将李肃说:“主公勿忧。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见利忘义。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吕布拱手来降,可乎?”

    卓大喜,乃派李肃赍礼 去说吕布。吕布因见董卓势大,又被名马、金珠玉 带所收买,便杀义父丁原来投靠董卓。他一见董卓便下拜说:“公若不弃,布请拜为义父。”刚杀了旧义父,又迫不及待地认新义父,吕布为人确如李肃所说”见利忘义”。只要有利可图,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董卓以为有了吕布这个”非常人”,“何虑天下”,且今又认为义子,必死心塌地事义父,从此,视吕布为“心腹”,使其警卫左右,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大凡以利相交的,也必因利而相绝。吕布认丁原做义父,只是为图利——我靠山以便向上爬,所以吕布对了原毫无父子感情可言。及见掌握朝政大权的董卓,投靠之大可飞黄腾达,比依赖丁原其利更大,因此,杀旧义父认新义父,对于“见利忘义”的吕布来说,并非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而在历史上,弃旧主 的人,往往因利之故,这非吕布一人如此。董卓之愚在于不懂得这个道理。

    既然,吕布因利能杀旧义父,也可以因更大的利而宰新义父,而董卓竟以为义儿吕布捍卫左右便可“高枕无忧”,这便是他的悲剧之所在。司徒王允也和李肃一样,看透了吕布的灵魂深处——“见利忘义”,于是巧施“连环计”,昌布为了和董卓争夺美人貂蝉,便把董卓宰了。董卓是个刮民脂膏、杀人放火的封建统治者。他被吕布所杀后,王允将其尸首号令通衢,“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可见人民恨之入骨,故其死也宜。不过,董卓用吕布也给人们提供一个教训:对于”见利忘义”之徒,要千万当心!

    这事也从反面说明一个道理:上下之间,要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目标,才能共同奋斗,至死不渝。刘、关、张“桃园结义”,誓“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任何利诱都不能改变其初志,故能同心同德,同生同死。孔明因和刘备都有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壮志,不图私人之利,故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与因利而交、因利而绝的吕布之流相比,真是伟大与渺小,美善与丑恶,泾渭分明。

    曹操用夏侯渊掉了汉中

    夏侯渊是曹操的同族兄弟。一姓曹一姓夏侯何以说是同族兄 弟?因曹 操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过房与中常侍曹腾为养子,故曹操与夏侯渊同族。所以,夏侯渊得到曹操的信任,他取得汉中后,便委任夏侯渊驻兵镇守,曹操占汉中时,西川百姓一日数惊,担心操兵入川,司马懿劝曹操乘胜取蜀,曹操叹说:“‘人若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因他被蜀道山川险峻震慑,不敢贸然入川,汉中是西蜀的咽喉,如能守住汉中,对西川刘备是个巨大的威胁,一时不能取蜀,以后可取之。而曹操委任镇守汉中的夏侯渊是一勇之夫,使之冲锋陷阵则可,使之驻守汉中则非其力所能胜任。因他远非刘备的敌手。

    可是,智如曹操,却缺乏知渊之明,竟因兄弟之情而信任之。刘备兴 兵取汉中,屡战屡胜,夏侯渊坚守定军山不出战,并派人向操告急,操乃起兵进驻南郑。操认为:“若不出战,是示懦也。”并作手书与之说,”吾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 ‘妙才’,勿辱二字可也。”在操的鼓励下,当黄 忠兵临山下时,夏侯渊决定出战。张郃劝他说:“黄忠谋勇兼备,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轻敌。此间山路险峻,只宜坚守。”他也不听,便分军来围黄忠所占领的山头,结果被黄忠所杀。黄忠乘胜夺取定军山。由于曹操的“妙才”

    被杀,战略要地定军山失陷,曹操虽率大军来战,也无能为力,终于失掉了汉中。曹操身边多名将,如非因亲用夏侯渊而用其他名将,汉中也许不至于失落。

    不过,用人唯亲并非曹操一人如此,封建统治者大都如此。出于用人的策略,有的在一定时期也能用贤,而最终还是用人唯亲。因为封建统治者总是把天下视为一家之私,故都想用亲属或亲信来控制国权,以巩固其封建统治。昔楚汉相争,项羽就非亲莫信,他所重用的人不是项氏族人即妻室亲人,连一外姓的范增也不能用。用人唯亲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能采取“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故得到韩信、英布、彭越等拼力相助,开创了西汉基业。但他得天下后,狡兔死,走狗烹。”外姓王还不是一个个破除掉,另封刘氏的人为王。他还立下约:今后“非刘氏莫王”。

    可是,他所封的刘姓王却不能帮他安邦治国,后来还不是酿成“七王之乱”。

    这一方面说明,用人唯亲是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体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用人唯亲是不足取的。

    曹操之失汉中,不正也是失在用人唯亲上么。

    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

    孔明入川前向关羽交割印绶。孔明问:“倘曹操引兵来到,当之如何?”

    关羽说:“以力拒之。”孔明又问:”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

    关羽答:“分兵拒之。”孔明说:“若如此,荆州危矣。吾有八个字,将军牢记,可保荆州。”关羽问:“哪八个字?“孔明说:“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关羽说:“军师之言,当铭肺腑。”“外结孙权”以拒曹操,是孔明未出草庐前为刘备制定的战略决策——“隆中对”的重要内容之一,因关羽接任镇守的荆州是处于曹、孙夹缝之间,故特重申之。关羽并不理解这一决策关系到荆州的存亡,也没有把“军师之言,铭之肺腑”,而是恃己之勇,想用两个拳头一齐出击,既北代曹操,又东得罪于孙权。因此在曹、孙夹击下,他只能走麦城,兵败身亡,失了荆州。

    关羽英勇绝伦,被称“万人敌”。他温酒斩华雄,万众中刺颜良,三通鼓斩蔡阳,英名闻遐迩。但他刚愎自用,缺乏战略眼光。“北拒曹操”既是蜀国的既定决策,“东和孙权”是必然之理,而关羽却计不出此。孙权原想求关羽女配其子,两相结好,并力破曹,乃派诸葛瑾去荆州求婚。关羽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遂唤左右逐出。关羽奉令取樊城,请权出兵相助,权许之但迟迟不出兵。关羽对来使破口大骂说:“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关羽屡次蔑视孙权,权深恨之。他“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操议迁都以避之。这时,如果能争取孙权的支援,局势将对蜀、吴大利,可是因他和孙权的矛盾甚深,操才能乘二人有隙,遣使以割地相封请孙权夹击关羽。孙权乃潜师密发袭荆州。事前,权用陆逊代吕蒙,以麻痹关羽。陆逊抓住关羽骄做自大、喜戴“高帽”的特点,遣使赍书卑辞奉承他。关羽轻蔑地对来使说:“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

    便撤荆州的大半兵赴樊城听调,无复有忧江东之意,使吕蒙得以“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荆州既失,已无后援,关羽孤军深入,经不起曹、孙两军前后夹击,便陷入既不能战又不能守的绝境。显然,荆州之失,是因关羽刚愎自用,违背了孔明的”八字”方针。

    命孔明入蜀支援,令关羽守荆州,是刘备所决定。因此,荆州之失,当与刘备有关。当时刘备尚未得西蜀,荆州不仅是他图天下的战略要地,且是其唯一的根据地,荆州的安危对刘备集团关系甚大。入蜀支援,派关羽也行,何以派孔明?镇守荆州的重任,为何不委之智多谋深的孔明,而托于刚愎自甩的关羽?这里有个信任问题。对此,王夫之早有议论。他说:“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张、赵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刘备之信关羽,是因“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刘备虽也信孔明而不让他镇守荆州。是因“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快己之志也。”王夫之指出:

    “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故“失岂在羽哉?先主自贻之矣”。 (《读通鉴论》)王夫之的意见是正确的,荆州之失在于刘备错用了关羽。   3.知人始能用人:知人美谈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用人必须在知人的基础上,知人始能用人,不知人则用人不当;或大才小用,小才大用;或视奇才为庸人,视庸人为奇才;或把忠贞当作奸佞,把奸佞当作忠贞。知人,不仅能用人,且能料敌制胜。因在与敌斗争中,首先要“知彼”,”知彼”才能拟定制彼之策,胜利则有把握,不知彼,则不知何以对彼,将使己陷于盲目被动,甚至失败。

    曹操煮酒论英雄

    一日,青梅正熟,曹操乃邀刘备至小亭,二人对坐,煮酒畅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刘备凭栏观之。操问:”

    使君知龙之变化否?”刘备答:”未知其详,”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龙之为物,又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刘备陆续例举袁术、袁绍、刘表、刘璋以及张绣、张鲁、韩遂等辈,操皆一一否定,认为袁术是“冢中枯骨”,袁绍是“好谋无断”,刘表是“虚名无实”,刘璋是“守户之犬”,都非英雄;而张绣、张鲁、韩遂等只是”碌碌小人,何足挂齿!”操认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便是著名的“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关于英雄的概念,概括起来就是:要有大志,有良谋,并要象“龙”

    一样能大能小、能升能隐,这是说干事情要能适应客观形势,随机应变,不拘守于一格。曹操正以此作为标准,用以衡量是否英雄。因为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成大事,称英雄。如徒有大志,而无良谋,也不能成气候,有志有智是英雄应具有的素质,如不能从实际出发和有应变之才,也将会遭到挫折或失败。袁术据淮南,兵粮足备,称霸一方,他虽有大志,僭称帝号,但无智无谋,不自量力,不识时务,终以兵败粮尽饿死,操称为“人家冢骨”,确是适评。袁绍虎踞冀州,因其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智谋之士多归之,兵多粮足,是当时中国最强者;他他有吞天之志,但好谋无断,致屡次失去图天下的良机,是时操虽比他势弱,却因此看不起他,不把他视为英雄。后来,袁绍军被曹操打败。名称八俊、威镇九州的刘表,既无大志,又缺良谋,所以曹操说他是“徒有虚名”。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对刘备既非过誉,对曹操也非自夸。因他俩都有大志,有良谋,有应变之才: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是扶汉室以达己志。曹、刘之志都是”取而代之”,只是巧妙有所不同!操为离间刘备和吕布的关系,用”两虎竞食”之计,使他两人火拚;刘备心知其谋,表面许之,暗中却告知吕布。彼此计谋,堪称棋逢敌手!刘备听曹操说他是“英雄”,吓得不觉筷落于地下,后借雷声巧妙地掩饰过去,操征张绣,道上缺水,将士皆渴,操以鞭虚指说:“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两人应变之才,确是半斤八两!

    曹操的英雄之论,不仅是识英雄的标准,也是英雄应具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许劭评曹操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未达时往求见之,问:”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操闻言大喜。如果 许劭只赞操是“能臣”,大喜还可理解;而说他是“奸雄”,却也大喜,确令人费解。其实,曹操并不以“奸 雄”为可耻,因奸雄亦雄也。 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英雄无不奸,不奸亦难成为英雄。刘表人不奸,一派名士气,故不能称“雄”。刘璋人较老实,心地仁慈,也不成“雄”。

    而董卓夺汉廷大权,无恶不作,能否称为奸雄?董卓只能称为强盗,配不上奸雄之称。因奸雄也能行仁义,董卓却一味杀人放火。倒是曹操和刘备才能称“雄”。虽操被称为奸雄,刘备被赞为英雄,但既都是“雄”,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图天下,必须讲究权谋于略,而权谋干略和“奸”字往往混淆不清,难于严格区别,如刘备的摔阿斗、遣众将、要“投江”、托孤话,曹操的“三笑一哭”、焚书信、割发代首,都是弄诈,而这些诈又何其相似乃尔!

    英雄与奸雄有相通之处,金圣叹早就指出:”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杰之气。”一个人往往能”以豪杰兼奸雄,以奸雄兼豪杰。”(《水浒》第五十五回回评)叶昼评点曹、刘时,也运用这个观点。他既大骂曹操是“大奸雄”,又多次说“老曹是个豪杰。”(第十二回回评)他在肯定刘备“仁厚”、“英雄”的同时,也常说他“奸雄”、“大奸大诈”。毛宗岗的评点,对奸雄曹操屡次说他“奸得可爱”,赞他雄才大略,也是说他有英雄本色,对仁君刘备也多次揭其诈处,说他假得不为人所知,其假处也是其好处。刘备和曹操虽有共同之点,但两人并非一个样,就是说英雄和奸雄还是有区别的。叶昼在第十三回回评中则指出:“刘备似奸雄,非真奸雄也。”

    在第一回回评中则明确指出曹操的”本性”是“奸滑”。毛宗岗也指出,曹操”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第三十三回回评)奸诈是其主要的一面。

    但刘备有时虚伪却怀有长者的心肠,仁义是其主要的一面。评价是英雄或奸雄,当然以其主要的一面来论定。

    许劭说曹操“乱世之奸雄”并非尽是贬语,弄清楚英雄和奸雄异同之处,有助于正确评价曹操。评价人物,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是既要有两点论又要有重点论,评价曹操如此,评价其他人物也如此。

    刘备谈马谡

    刘备临危,孔明等入宫探病。刘备以目遗视,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旁,刘备令且退。谡退出,刘备问孔明说:”丞相观马谡之才如何?”孔明说:”

    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垂危之际,特别向孔明叮咛此事,可见是非等闲视之。因马谡亦荆州学派,与孔明等一起随刘备入蜀。谡才器过人,好谈兵,孔明深加器异,视之如子,他亦视孔明如父。刘备担心孔明将重用马谡,故郑重告诫之。

    刘备认为马谡“不可大用”,是因其”言过其实”。马谡熟读兵书,但缺乏实战经验,故他谈兵时未免夸夸其谈,不大切合实际。刘备是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知道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做到随机应变:

    如拘守兵书的片言只语,轻于言兵,未有不栽筋斗的。赵奢之子赵括因纸上谈兵招致失败的教训,刘备是不会忘记的,放刘备对马谡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孔明重视马谡也不是盲目的,马谡曾给他出过一些好计谋。孔明南征时,马谡向他献了“攻心为上”之计,孔明“七擒七纵孟获”,使南人不复反,正是采取这一战略方针。但是,马谡作为参谋则可,因其未有战争实践,让他独当一面则难于胜任。孔明委之以守街亭重任,这是扎明用人不当。

    马谡之失,正是失在“言过其实”上。对于如何防守街亭,马谡与其副将王平看法大异:马谡以兵书为由,王平以实践为据。王平主张”就此五路总口下寨,却令军士伐木为棚,以图久计”。谡说:“当道岂是下寨之地?

    此处侧边一山,四面皆不相连,且树木极广,此乃天赐之险也,可就山上屯军。”平说:“参军差矣。若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纵有十万,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将何一军以保?”

    谡大笑说:”汝真女子之见!兵法云:凭高视下,势若破竹。若魏兵到来,吾教他片甲不回!”平说:“今处此山,是绝地也:若魏兵断我汲水道,军士不战自乱矣。”谡说:“汝莫乱道!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蜀兵岂不死战?以一当百可也。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汝奈何相阻耶!”什么”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街亭地形、来犯敌人是谁都不考虑,这是典型的教条式理解兵法。王平恰恰与之相反,他因富于实战经验,能根据地形布置防守:他坚决反对弃守当道而屯兵于孤山下,是因他预料到如“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再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通过描述马、王两人的争论,突出了马谡这个纸上谈兵的形象,也指出他致败之由。

    马谡的错误是严重的,因失街亭,蜀军处境极危,如果孔明不用“空城计”,必被司马懿所擒。街亭之败,孔明深悔错用马谡,更服刘备有知人之明。

    徐庶议刘表

    “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之。”这是第三十四回写徐庶深夜拜访水镜时对他说的话。刘表是个大官僚大名士,很有名气,为人也明事理,喜善厌恶,但柔懦寡断,处理问题总是怕前怕后,疑此疑彼,犹豫不决。其用人也如此,有才能的人,他虽喜欢却不能用,做坏事的人,他虽厌恶却不能撤换。因此,只能安于现状,无所作为。

    刘备和刘表是汉室宗亲,刘表敬佩刘备是个英雄,表面上对刘备也很亲热,称兄道弟,心里对刘备却存有疑虑,不敢重用。所以,刘备的才干始终得不到发挥,刘表欲用刘备的三将——关羽、张飞、赵云保卫边疆,蔡瑁恐刘备得势对已不利,便入告其姊蔡夫人,说若此久必为患。蔡夫人乃于夜间在枕边进谗言,要他遣刘备他去。经蔡夫人的挑拨,刘备嘴里虽说“玄德仁人也”,   心里却有所疑,次日便让刘备带本部人马到新野县屯扎。曹操统兵远征乌桓时,刘备劝他趁许都空虚,以荆襄之众袭取之。刘表却说:“吾坐据荆州足矣,岂可别图?”他缺乏宏图,安于现状,是其不同意袭取许都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刘备不尽信任,不敢放手让他统兵出征。

    正因此,致失去了这一大好战机。操统一北方后,刘表知其将南征,又后悔不已,对刘备说:“近闻曹操提兵回许都,势日强盛,必有夺荆州之心。昔日悔不听贤弟之言,失此好机会。”当时,天下分裂,干戈日起,逐鹿中原者不乏其人,你不图人,必将被人所图,这是乱世一条规律。刘表岂能长据荆州。荆州这块肥肉,迟早被人所吞,这是势所必然的。

    对于妻党察瑁等人,刘表虽知其作恶,他也无可奈何。蔡瑁等嫉贤妒才,屡次设计陷害刘备。刘表请刘备来相会,蔡瑁与蔡夫人密谋,准备于馆杀之,刘备知情逃回新野,蔡瑁又假刘备名写一反诗于壁上,刘表一见大怒,拔剑说:“誓杀此不义之徒!”但又想起“吾与刘备相处许多时,不曾见他写诗”。

    猛省觉此必外人离间之计,便制止蔡瑁点兵去擒拿刘备,蔡瑁见此计不成。

    又与蔡夫人密议,借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之机杀之,幸得伊籍告密,刘备乃得逃席而去。刘备后来致书将此事告知刘表,刘表大怒,急唤蔡瑁责骂说:”

    你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斩之。可是当蔡夫人出面哭求免蔡瑁死罪时,刘表心便软了,责而赦之。刘表也明知妻党羽毛已丰满,荆州军权都掌握在蔡氏族人手里,“后必为乱”,但他因爱蔡夫人而怕蔡夫人,事事受其牵制,不敢撤换蔡瑁等坏人。正因刘表“恶恶不能去”,使蔡瑁等人后来献出荆州,助曹为虐!

    刘备信赵云不叛己

    刘备在当阳长板大败,只剩下百余骑,奔到天明,未见来追敌人,才得歇马。正凄惶时,忽见糜芳面带数箭,踉跄而来,口言:“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刘备叱道:“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张飞说:”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刘备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扶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糜芳说:“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张飞说:

    “待我亲自寻他去,若撞见时,一枪刺死!”刘备说:“休错疑了,岂不见 你二兄诛颜良、文丑之事乎?子龙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龙必不弃我也。”

    关于子龙投操事,糜芳说是亲眼看见,张飞说是因“我等势穷力尽”,都有据有理,而刘备却坚信子龙决不叛己。事实证明,刘备确是知人。子龙不是去投曹操,而是去找主母、幼主去了。

    子龙的过去,并没有忠于其主的历史。在投刘备前,子龙已二易其主。

    他本是袁绍辖下之人,不久弃绍依托于公孙瓒,后又弃瓒投奔刘备。子龙既在前二易其主,他弃刘备而投操并非不可能,为什么刘备能如此信子龙不叛己呢?正如刘备所说:“子龙从我于患难”,故认为他决不会去投操。患难见人心,在患难中是最能考验人的。刘备是在北平太守公孙瓒处认识赵云的,当时刘备兵少势弱,官不过平原相,属于公孙瓒所管,而赵子龙却弃较有权势的公孙瓒去投一个平原相小官刘备,是因他和刘备志趣相投。子龙是个忠汉派,他择主是以是否忠于汉而定。他”因见绍无忠君救国之心”,乃弃之投公孙瓒。他原来以为公孙瓒是个英雄,后来见其所为,亦不过是袁绍一流人物,故甚感后悔。他一见刘备,与话甚投机,因刘备是汉室后裔,是忠于汉室的。刘备对他也很敬爱,一见便有不舍之心。正因子龙和刘备有共同的目标,故能从刘备于患难之际。也因此子龙“心如铁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始终忠于刘备。

    诸葛瑾知子

    诸葛瑾之子诸葛俗,人极聪明,善于应对。年六岁时,值东吴筵会,恪随父在座。权见诸葛瑾面长,乃令人牵一驴来,用粉笔书其面说:“诸葛子瑜”。众皆大笑。恪趋至前,取粉笔添二字于其下说:“诸葛子瑜之驴”。

    满座之人,无不惊讶。权大喜,遂将驴赐之。从此,得到权宠爱,及长命辅太子。陆逊、诸葛瑾病亡,一应大小事务,皆归于恪,官至太傅。孙权死,恪掌握东吴大权,诸葛瑾在日,见诸葛格聪明尽露于外,恪虽得权器重,瑾甚为担忧,叹说:”此非保家之子也。”确是知子莫若父。

    诸葛格掌握军政大权后,权高压主,吴主孙亮见之,心甚恐怖,常欲除之,未得其使。诸葛惜兴师迎战来犯魏军,在东兴取得胜利后,冲昏了头脑,竟不自量力乘胜进军取中原,结果失败受伤。恪恐人议论,先搜求众官过失,轻则发遣边方,重则斩首示众,于是内外官僚无不惊俱。又令心腹将领张约、朱恩管御林军。原来掌管御林的孙峻大怒,乃奏孙亮说恪”将有不臣之心”,要早图之,孙亮乃设宴召恪,于席间杀之。全家老幼也皆被斩首。

    郭嘉料敌制胜

    了解敌人,是取胜的重要环节,郭嘉是一个了不起的谋士,他能料事如神,提出不少奇策,正因其能从研究敌人、认识敌人入手,并从自己一方的实际出发,进行对比研究,去确定战略战术,故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在宫渡决战前,袁绍强大于曹操。曹操要统一北方,必须与袁绍决战,而操恨力不如.乃向郭嘉求良策。郭嘉说:“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高租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俱也:绍繁礼多议,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德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郭嘉“十胜十败”之说,坚定了曹操取胜的信心,后果在官渡大败袁绍。

    曹操征乌桓前,曹洪等以恐”刘备、刘表虚袭许都”为理由反对远征。

    可是,郭嘉认为刘表决不会袭许昌。他说:”刘表座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故主张曹操征乌桓说:“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后果如郭嘉所言,刘表按兵不动,曹操西击乌桓。大败蹋顿,取得了统一北方的最后胜利。

    孙策转战千里,尽有江东,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策准备渡江以袭许都,曹操部下皆惊。郭嘉料之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于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见《三国志·魏书·郭 嘉传》)策临江来济,果为吴郡太守许贡家客杀害。

    孔明论知人

    孔明有一篇《知人》论文,谈知人之道。他认为人是复余的,好坏悬殊,情况不一:或外温厚而内狡诈,或外谦恭而内险恶,或外勇而内怯,或外积极而内不忠诚,故知人不易。因此,选拔人才,要先精心考察,了解其人。

    他根据其用人经验,提出知人要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方面去进行考察,即: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孔明正是根据其知人七条去考察和选拔人才的。孔明用人很强调其”志”

    和”变”,如他说蒋琬”托志忠雅”,说费祎”志虑忠纯”,说姜维“敏于军事”,“心存汉室”,都是从志、变方面去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托以军政重任。孔明知其人,才用得其人,他任用蒋琬、费祎、姜维等都成为蜀国后朝的支柱。因孔明以廉考察人才,其下属大多是清廉之士。又如孔明任用邓芝出使东吴,是经“咨以计谋而观其识”后才决定的。第八十五回写孔明正在考虑派人出使东吴以重申蜀、吴联盟,拟派邓芝但未知其见识如何,乃请他来,问道:“今蜀、魏、吴鼎分三国,欲讨二国,一统中兴,当先伐何国?”芝说:“以愚意论之:魏虽汉贼,其势甚大,急难摇动,当徐徐缓图,今主上初登宝位,民心未安,当与东吴连合,结为唇齿,一洗先帝旧怨,此乃长久计也,未审丞相钧意如何?”孔明大笑说,“吾思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因邓芝理解与东吴联盟的重要意义,故孔明认为今得其人,邓芝出使东吴,果不辱使命,使蜀吴又重申联盟抗操。

    孔明的知人七条,对于今天预测人才还是有启迪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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