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智谋精粹正文 5.各有短长:三国用人不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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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明与曹操、孙权虽都是一时之“伯乐”,但其用人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各有短长,优劣互见。且事物是辩证的,其用人之优点也往往含着其用人之短处:其长处从某方面看比别人优,从另方面看则劣于他人。

    偏重于德、周延性不够

    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用人的准则,如抽去具具体内容,仅从抽象方面去借鉴,对于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适用的。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它的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都是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孔明所说的“德”,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德”,从他的言行中,主要是指:一、“志虑忠诚”,“心存汉室”;二、“忠勤时事”,三、“进尽忠言”;四、正直、良实、 清廉。概言之,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汉室”、统一天下,不计较个人私利。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国、争天下的才智。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备取士,其继位者如蒋琬、费祎、姜准等都能忠于蜀汉,清廉自持,团结列敌,故没有出现魏、吴两国内部那种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因此,仅占天下不及1/10的蜀国能抗拒占有天下7/10的魏国近半个世纪之久。也因此,阿斗才能安坐宝座41年。当然,孔明的德才兼备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虽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点偏重于德。如对魏延,他虽“凭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团结人,对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认真考虑,故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孔明这种有点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针,未尝不是蜀国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之相比,在这方面就有其优点。

    唯才则用有奸逆之虞

    曹操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有才干的,都尽量录用,故曹魏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如荀彧等之后有司马懿等,司马懿等之后有钟会、邓艾等。不过,从巩固政权这方面来看,曹操这种只讲才不讲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孔明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相比,却大为逊色。对曹操的延揽人才,清代顾炎武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顾炎武看不到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的可贵之处,却一味抹煞,这是不对的,但他说这种政策引致“权诈迭进”是有根据的。司马懿虽是一时之杰,但他控制曹魏政权的手段之诡诈,不下于曹操挟持汉政权,后来司马氏也学曹家逼使汉家皇帝禅让的故伎,夺取了曹魏政权,并把曹氏集团的人大体杀绝了。钟会、邓艾灭蜀后,也各怀异心,想除掉对方,以独霸西蜀。钟会首先叛变,结果两败俱亡。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议论司马氏代魏和钟会叛变的是非问题,而是想阐明这样的一个道理:任何一个政权要巩固,首要的是:其执政的核心人物必须忠于这个政权。

    互相猜疑如何能成大事

    在用人方面,孙权是用而放心,曹操是用而疑心。曹操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懂得权特别是军权的重要性:有了军权就可为所欲为,有可能达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丢了军权那是很危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所以,尽管他是“唯才是举”,各种人才都任用,但任用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最信任的还是曹氏亲属,如曹洪、曹真、夏侯淳、夏候渊等,曹魏的军权主要是掌握在他及其亲属手里。曹操不随便让其他将领独自带兵出征,征伐大都亲自出马。为了巩固曹魏政权,他不惜采取了各种残酷手段来对待异己分子。他外宽内忌,表面上不念旧恐,甚至对部属私通敌人也装作不过问,可是暗地里却予以严密的监视。他设“校事”组织,刺探将士及吏民的私情,”校事”刘慈数年之间“就检举案件以万数”。“校事”组织即特务组织,因此,可以说特务组织的设立在曹魏时已开始,曹操是特务组织的创始者。这样,不可能做到上下同心同德,以诚相见,必然是互相猜疑,各怀鬼胎。其部属也整天患心忡忡,提着脑袋过日子,如他的椽属何夔就常怀毒药,以备不测;不少人则因其猜疑而被杀、崔琰、许攸、姜圭等都因一言见疑而遭杀戮。

    善用众人的力量

    在对待部属方面,孙权恰恰和曹操相反。孙权对将领既信任又放手,大凡征战,他与部属议定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后,就委托得力将领统帅迎敌,他自己安坐建业,听候捷服。赤壁和彝陵两次大战,关系到东吴盛衰存亡大事,而孙权却先后让周瑜和陆逊挂帅出战,结果取得了辉煌战果。这说明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这方面他比曹操高一筹。孙权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因他认识到发挥“众智”、“众力”始能“无畏于圣人”、“无故于天下”,而要能使“众智”、“众力”为已用,必须充分信任人,二是他从父兄的失误中得到了教训。孙坚、孙策都恃一己之勇,轻而无备:孙坚以 30骑轻出送死,孙策以单骑轻出被刺。这说明光凭个人勇敢是不能图天下的。

    孙权也曾轻敌出战张辽,如无程普相救,几乎被张辽所杀。长吏张紘谏说:“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即使斩将搴旗,威振疆场,亦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仰贲、育之勇,怀王霸之计。”权服其言,表示“从令当改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统帅,主要是确定决策和使用人,光靠自己拼命沙场是不行的。

    蜀中无大将

    在用士人和对待士人态度方面,孔明和孙权各有所不同。孔明成为刘备的谋主后,在求贤以辅助蜀汉方面不遗余力。益州初定,他在任用“荆楚宿士”的同时,竭力争取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士人,因而使西蜀三股势力团结一起,为刘备效力。杜微,原是刘璋从事,以疾去官;刘璋投降后,他诈称耳聋,闭门不出。孔明亲往拜访,因他装聋一问三不答,便跟他笔谈,恳请他“以德辅时”,社微为之感动,同意任谏议大夫。许靖是名士。原任巴郡、广汉太守,刘备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吏,后任太傅,孔明十分敬重他,常向他下拜,虚心请教。孔明虽以法治国,但对士人的小过也不计较。法正协助刘备取蜀立大功,刘备重用他,以为谋主,并任蜀郡太守,他大权在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认为法正太 横行了,应当报告刘备,”抑其威福”,孔明却因法正的功劳而原谅他。由于孔明竭力争取和团结士人,士人多为之用,而蜀国之治,与士人效力有关。

    也许孔明是名士之故,对文士有所偏爱,对武将则不很重视,在《三国志·蜀书》中关于对待武将如敬重文士的事迹很少,这也许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原因之一吧。

    重武轻文,而无能臣

    孙权在这方面又恰恰和孔明相反,他是敬爱将士而轻视文人。对于将士他是关怀备至,甚至对于他们的错误也不追究。如甘宁为人粗暴,“时违权令”,他也能宽恕。但对士人就不一样了。沈友是个才高博学之士,时人公认:“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权以礼聘,既至,论文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重。沈友为人硬直,敢议朝政,而庸臣妒忌其才,便诬他造反,孙权却不辨是非把他杀了。死时,沈友才29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录》)。张温德才过人,权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任。后奉令使蜀,蜀人甚敬其才。孙权因他回来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振,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因暨艳案件,权以温曾荐艳且有往还,便加罪张温,将他撤职,逐归吴郡。将军骆统为之辩诬,赞张温”卓跞冠群,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权也不听 (《三国 志·吴书·张温传》)。初,孔明知张温被黜,未明其故,思之数日,才恍然大悟,说:“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虞翻是孙策旧臣,为策所敬重。孙权继位后,以为骑都尉,翻屡犯颜直谏,权很不高兴,便徙扬州泾县。权为吴王,宴群臣,自起行酒,翻佯醉不饮,权大怒,拔手剑欲杀之。后被人劝阻,翻才得免死。翻不因此有所畏惧,仍然是“不平则鸣”,终被孙权放逐(《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从上所述,可见孙权杀害、放逐的都是德才兼备、为时人所推重之士,而其原因是由于这些人敢言敢谏。这说明孙权是个忠言逆耳的人。孙权如此对待德高望重、才气过人之士,也是东吴缺少安邦治国之能臣的重要原因。孙权在世时,靠其权威及将士用命,政权尚称巩固;他去世后,因没有具有德才兼备的能臣治理国家,东吴政权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日益走向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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