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武举考试重文不重武

    有宋一代的君臣对于唐末五代的骄兵悍将十分警惕,他们要通过武举选拔既忠君爱国又有战略眼光的儒将,因此宋代重开的武举,不可能是唐代武举的翻版。宋代的武举考试特别注重考“文”,这个“文”包括宋神宗颁行的《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考的方法是“如明经之制,于太公韬略,孙、吴、司马诸兵法,及经史言兵事者,设为问目,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释,辞明理畅,及因所问自陈方略可施行者为通”。更重要的是“策论”,而且策论在整个的考试成绩中占的比重很大。在武举常科化的治平年间就定下的录取方针是:

    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其间以策略,武艺俱优者为优等;策优艺平者为次优;艺优策平者为次等;策艺俱平者为末等。如策下、艺平或策平、艺下者,并为不合格。……如有策略虽下而武艺绝伦者,未得落下,别取旨。

    录取方针很清楚,“策论”是决定性因素。可是在具体操作中是先考“弓马”的,如果弓马不及格就被淘汰,则没有机会参与考策论。司马光对此有意见,他上书说“考校弓马武艺是选拔士卒的方法,不足以用之考察将帅。将帅之才主要表现在对策上,如果弓马不合格就被淘汰,不得参与对策考试,这样就有可能使得有将帅之才的考生被遗漏”。后来的考试接受了司马光的意见。

    是不是注重策论就能选拔到有战略眼光的儒将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看了武举策论的考题,许多是大而无当的,只能空议论,缺乏可操作性。这里我们以苏辙为皇帝拟定的武举“策论”考题为例:

    问:王者之兵不责诈谋奇计,至于临敌制胜,良将岂可少哉!朕以天下为度,怀柔四夷,而西戎背诞,腰领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怀之以礼义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势,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无所得者,其术何由?伐其谋,散其党,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从者,其道何以?夫隐兵於民,井田之旧法也;材官府兵,犹行于后世。而保甲之复,民以为劳,以车即战,邱甸之遗制也;武刚鹿角,犹见于近事。而牛车之役,世以为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为用,如环之无端。其出入之法,今几绝矣。敌有阴阳,客主异宜,易之则败;其先后之节,将何施焉?淮阴之伐赵胜,亦幸耳;使左车之说行,则计将安出?仲达之却蜀,非其功也;使孔明不死,则胜将孰在?子大夫讲于兵家之利,而明于当世之务,审矣其以所闻,著之篇,朕将览焉。

    这是一组题,其主要之题来源于现实的西夏入侵,可是在回答之前,考题已经为答案定了基调:“王者之兵不贵诈谋奇计。”没有实力,也不搞“诈谋奇计”,还要“怀柔四夷”,但入侵者照打你无误,这就很荒唐了。还提出如何“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势,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无所得者”,也就是说怎么样作出一种姿态来,使得西夏者不敢来犯,即使来犯了,也无所得。这除非孙悟空使出定身法,或者把边境八百里以内实行坚壁清野,百姓、军人统统撤走,否则哪有如此便宜的事?我想,这个题所求不是能够有操作性现实方案,而是一番空议论。这样的“以文求武”,能得到帅才?

    在考察武艺方面的及格标准也较唐代大大降低了。王安石的同年苏颂曾写了《议武举条贯》详细考察唐宋武举考试标准的差异。从唐代所考的标准来看,所录取的就是能带兵、身先士卒的武将,他们有较强体力和格斗技艺,至于这些人是否能够成为帅才是要在战争中去锻炼的。武举出身,后来成为方面大员和全军统帅的郭子仪,起初考的也不过是“翘关负米而已”(南宋末词人魏了翁有《鹧鸪天》“人间事会无终极,分付翘关老令公”。注云:郭令公以武举翘关负米科),经过数十年的拼搏才走上事业的巅峰。冷兵器时期,身体强健和格斗技能是武官必备的素质。

    《三国志演义》中描写两军交战仿佛只是将领甚至统帅在单打独斗,而且就此决定战争的胜负,虽然有点夸张,但将领武艺高强,身先士卒,在战争胜负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宋代武举在考试中的“武”的部分,只考弓马(宋军中弓弩兵占的比重很大),分为两场,先“步射”,后“马射”,由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具体承办。其标准如苏颂说“今定弓射一石一斗力(130斤左右),马射八斗力,各满不破体(破体指头部或身体的倾斜),及使马精熟”就能及格。换句话说就是能拉开130斤的硬弓,把箭射出去,武艺就算合格。于唐代考的长枪、翘关、负重、射札(考察射箭的穿透力)等等全都不考了。我们从南宋名将岳飞、韩世忠等能拉开300斤(宋斤,合现在360市斤)的硬弓,并能左右射箭来看,武举关于“武”的标准定得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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