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研究,缘何百年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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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研究,缘何百年不衰《红楼梦》曾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最红的政治道具。而关于红楼的研究,更是在百年来无论遭受打击还是受到追捧,始终经久不衰。

《红楼梦》最早只是在文人圈中流传,聊作士大夫的谈资。清朝嘉庆年间已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的说法。

据说慈禧太后也曾痴迷《红楼梦》,达到了“略能背诵”的程度,并自比为贾母,其寝宫——故宫长春宫里就有以《红楼梦》为题材的壁画。而具备讽刺意味的是,《红楼梦》也成为了慈禧太后所痛恨的新政人物的避风港,可谓仕途失意、“红场”得意。

《红楼梦》的精巧的趣味、盛而衰的体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精神堡垒,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一部小说,一直这么热,而且处于高温高热,这是极不正常的一种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评说红学热,他也是《红学:1954》的作者。

正是在1954年,文化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引导到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红楼梦》自此变异,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最红的政治道具。

清末民初,红学开启了西方美学

其实早期的“红学”称谓不乏戏谑的成分,虽点评者众,但其成为一门显学,主要还是源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包括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吴宓、陈寅恪等。

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吸引了顾颉刚、俞平伯的加入,形成新红学的鼎足之势。建国后,胡适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挽留,于1948年底被国民党“抢运”出北平,后赴美国;顾颉刚则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成为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的“第一人”,并表现积极。

特殊时期,成为“毒素”传播手段

俞平伯没有料到的是,他会成为1954年那场政治思想大批判的核心人物。风暴是由“两个小人物”偶然引发的。

大学刚刚毕业的李希凡与蓝翎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批判运动很快达到高潮。195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称收到了373封读者来信,都向俞平伯提出控诉,说《红楼梦研究》一书害了他们。当时文化艺术界、教育界乃至其他各界人士都或被迫、或主动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包括顾颉刚、郑振铎、老舍、何其芳、启功等。

举国评红楼导致学术异化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一种学术,能够享受到如此的殊荣。一时间,它成为了全国数亿人全都参加的事情,成为决定着一个国家存亡、一个政权的存亡、一个政党的存亡的大事情。”1973年,由《红旗杂志》出面发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评红运动。

“当红学整个地失去了学术的独立品格而完全成为政治工具时,其实中国整个学术界也都失去了独立的品格。”曾任《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杜景华在《红学风雨》中总结。现代社会,红楼研究创造财富历经劫难,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红学又重新呈现了数度繁荣。

而随着经济发展,红学的“泛政治”阴影逐渐淡去,但却日益和消费乃至娱乐关联。比如曹雪芹故乡之争已经由学术之争衍变为旅游资源的竞争,而借助电视媒体,《红楼梦》数次在大陆红透。最近一次是为重拍电视剧《红楼梦》,海选演员再次搅得全中国沸沸扬扬。

出版界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除了各类红学书籍,仅《红楼梦》小说市场上就流通着数十个版本。孙玉明介绍,虽然有人提出过禁毁《红楼梦》,但是包括清朝在内,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禁过《红楼梦》,“即使是文革时期”。

但被红学改变了命运的“大人物”及“小人物”们却已经“倦说红楼”。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记述,“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显然这是有意回避。”不过,1990年,重病缠身的俞平伯“还是放不下那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些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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