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游记》作者之争的学理与方法论

    蔡铁鹰

    诗人王维有描绘早春的诗句云“桃李虽未开,荑萼满芳枝”,我想这可以借来形容《西游记》作者问题的目前研究状况——我认为,经过近百年来几代人的努力,围绕《西游记》作者的主要质疑已经得到澄清,吴承恩具有作者身份的证据链已经形成,作品与时代与社会互通解读的基本条件也已经具备,可以预见,《西游记》作为神话魔幻文学的顶级样本,“西游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吴承恩作为文学巨匠的绝代风标,都会在不久迎来二月阳春三月芳菲的好时光。

    当然这个判断一定会被质疑——且不论一直对“吴著”持怀疑、反对态度的各路大神,即使我们“吴著说”同一战壕内的战友,也都会认为我的判断太乐观。我们认为,再质疑、再反诘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那样很容易纠缠于片言只语、细枝末节,从而在若干似是而非的概念上恍惚周旋。我想做的,就是谈谈方法论的问题,我认为两种观点产生差异,并非有关原始依据的实证,而是所持方法不同。

    一回顾问题,全面客观最为重要

    很多人在讨论作者问题时,都要回顾一下历史,这其中是大可弄点春秋笔法的,很多时候这种回顾会有意无意地丢掉点什么,多说点什么,也就是在按照自己的预设挖坑或者绕路。

    全面客观地回顾,是正确结论的基础。

    明万历二十年(1592),南京一个叫金陵世德堂的书坊开始发售一种新的唐僧取经故事书《西游记》。此书书名前冠有“新刻出像官板大字”字样,分二十字分卷,每卷五回,计一百回。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百回本《西游记》,通称为“世德堂本”或“世本”。原书没有标注作者,只是在标题之后,刻有“华阳洞天主人校”一行。书的正文前,有一篇“秣陵陈元之”应邀所作的序,其中提到,《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此后:

    明末市面上流行的各种版本,基本都是世德堂本的翻刻(暂不涉及杨本、朱本的讨论),不署作者名,现今习惯上将这类翻刻都称为世本系统。

    清初汪澹漪刻成一部《西游证道书》,前有署名元人虞集的《序》,首次提到《西游记》作者为“丘长春真君”,并称其所据者为一种久已失传的大略堂古本西游,这造成了“丘处机说”二百多年的流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所谓的“大略堂古本”子虚乌有,虞集《序》则是一本正经的伪造。

    清中叶,纪昀、钱大昕等学者已经看出“丘处机说”作伪故意弄出乌龙的把戏,指出丘的《西游记》其实另有其书,是一本地理游记,与唐僧取经的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又有淮籍学者如阮葵生、吴玉搢、丁晏等根据《淮安府志》“淮贤文目:吴承恩 西游记”的著录和其中方言,指出流行的《西游记》作者实为淮安乡贤吴承恩。

    进入20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等开始现代意义上的《西游记》研究,对于他们那样的学者,把《西游记》植名于丘处机名下显然是一个很容易被识别的错误。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说得非常明白:“《西游记》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作的。”他们跟踪线索追寻到天启《淮安府志》,认为其中“吴承恩西游记”的记录当属可信。这就定下了“吴著说”的基调,稍后,董作宾、郑振铎等附议,1929年故宫发现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1936年赵景深撰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1957年刘修业完成《吴承恩诗文集》笺注,1980年苏兴出版《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都促成了至今近百年来“吴著说”的“一统天下之势”。

    到20世纪80年代,章培恒先生的《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对“吴著说”表示怀疑。其意见集海内外学者疑问之大成,大要认为《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一个孤证;且并不能指实为是一本通俗小说,而很可能属于地理游记;其中又有吴地方言,因此写百回本《西游记》的也许另有其人。此说一经提出,即刻便引起广泛关注,争论陆续延续十余年,逐步形成了“疑吴”“否吴”的观点。

    再以后,也就是进入21世纪,按照竺洪波、李天飞二位的意见,是“一些学者乘胜追击,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否定吴承恩和吴承恩研究主张”,“非吴倾向渐成气候”的阶段。而就在本文撰写的时候,传来了《西游记》德文译本被署“无名氏”的消息,似乎是在为二位的观点作佐证。但我认为,众说纷纭属实,但所有的质疑都不能构成具有实质意义的新说,谈不上形成阶段的问题。更多时候,所谓的质疑并不属于学术。

    二请拿证据来,质疑也要讲学理

    我认为,对于“吴著说”的最初的质疑,是非常正常的学术研究,经过十多年轰轰烈烈的争辩,讨论实际上在进入新世纪时已经结束。理由是:当年章培恒先生提出的质疑意见,经过各种角度的讨论,已经有了明确的答复,之后并没有新的具有实质学术意义的证据出现,因此可以认为由于有价值的讨论已经结束。当然,明确的答复不一定就是指附议、赞同,驳回、搁置也都算得上是一种答复。

    我们不妨梳理一下,看哪些质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促成了研究的进展;哪些已经得到回复,但却被刻意忘记;又有哪些所谓质疑不合学理,是不能登堂入室的。

    代表性的质疑主要有三点:

    质疑之一,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是一条不容否定的证据,但却又是一条孤证,孤证不立。

    答:这条质疑成立,但可以补救。构建一条从世德堂本陈元之《序》开始到吴承恩任荆府纪善结束的证据链,正是“吴著说”努力的方向,且成效显著。

    世德堂本陈元之的《序》,说到了三个“或曰”,也就是提示作者与王府有关,是证据链的一端;文献关于吴承恩曾出任荆王府纪善官职的记载,和出土吴承恩刻有“荆府纪善”字样的棺头板,是证据链的另一端;而关于吴承恩曾经在湖北实际出任,并把荆王府作为背景写进《西游记》“玉华国”的研究,近年来取得重大进展,这就补齐了证据链中间的缺失环节。平心而论,“吴著说”者对于质疑非常认真,且选择了一条正确的研究方向即不断充实自己的证据,释疑解惑,目前《吴承恩集》《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传》等基础资料整理已经做完,上述证据链包括玉华国以荆王府为背景的考订和表述,我认为基本上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详情请见下一节。

    质疑之二: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并未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什么性质的著述,这就有了同名异书的可能,特别是清人黄虞稷的《千倾堂书目》将“吴承恩西游记”归入地理类,似乎可以作为佐证。后来又有质疑者围绕《淮安府志》作了很多衍生,如说“通俗小说不算杂记,因此吴承恩的杂记不包括《西游记》”“《西游记》很可能是诗文《西湖记》的笔误”“通俗小说惯例不入府志”,等等。

    “吴著说”曾经回复:这条质疑是不成立的。

    第一,天启《淮安府志》的著录非常明确,怀疑其“西游记”同名异书只在理论上成立,但如果要指实,必须找出“异书”作为证据——就像当年钱大昕从《道藏》中找出丘处机的地理《西游记》,立刻就让“丘处机说”现形一样——而这类的证据我们始终没有看到。

    第二,《千倾堂书目》的黄虞稷说虽然可以参考,但黄说自身也不是确证。当年苏兴、谢巍等先生曾指出,《千倾堂书目》由于篇幅庞大,收录数目众多,黄虞稷没有亲见,误收误录的并不少见。谢巍先生列举的《千倾堂书目》的错误非常具体,其中很多就出现在地理类中。 记得当时还有人问,黄虞稷把吴承恩《西游记》归在地理类,他的证据何在?这本地理游记书黄虞稷见过吗?既然并没有见到“异书”,为什么就那么肯定《淮安府志》的《西游记》是地理书呢?难道就不会是黄虞稷的误记吗?凭学理而论,天启《淮安府志》早,《千倾堂书目》则晚出;府志是增补条目有限的“纂修”,千顷堂的书目则是千万种的汇集;府志还有另外的资料作证(下详),书目则至今没有见到任何相关内容。两者在文献学上的可信度根本就不在一个等级上,谁更应该优先采信,一目了然。

    第三,天启《淮安府志》除了“淮贤文目:吴承恩西游记”之外,还在“近代文苑”中有一段关于吴承恩的描述文字:“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同样凭学理而论,这段描述与“淮贤文目”相互关联,互为注脚,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搭配。现在质疑者既然认为吴承恩的《西游记》可能是地理书,那就应该解释吴承恩“善谐剧”是什么意思,他所著的“杂记”是哪些,又怎么个“名震一时”,质疑者做到了吗?没有。如果不能,怎么就敢说“西游记”是异书了呢?难道《淮安府志》和我们开历史玩笑吗?

    第四,关于“通俗小说不算杂记,因此吴承恩的杂记不包括《西游记》”“《西游记》很可能是诗文《西湖记》的笔误”“通俗小说惯例不入府志”之类,我们说,这都是一种或然性的疑虑,甚至纯属臆想,完全不能算质疑证据,不知道质疑者真不明白还是故意不明白。“通俗小说不算杂记”,谁这么规定过?明清人文字中把杂记和通俗小说归为一类的并不少见;关于笔误说,很有些质疑者津津乐道,但吴承恩压根就没有《西湖记》这么一本诗文集,怎么会有笔误;通俗小说进入府县志的情况确实较少,但谁规定就是不可逾越的惯例?前面提到的纪昀、钱大昕、阮葵生、吴玉搢、丁晏都是乾嘉年间赫赫有名的学者,鲁迅、胡适也是大师,他们没有对《淮安府志》收录《西游记》感到奇怪,怎么到了质疑者这里就变成了严重的违例问题?

    这里要把我新近的一段发现报告一下,也许有助解释。我们现在可以见到正德、万历、天启、乾隆、光绪五种《淮安府志》,除天启外,其余四种都没有“近代文苑”这个栏目;而天启志的这个栏目,只记载了两个人,除吴承恩外,另一位也是“英敏博学,议论风生,然不耐举子业”,最后在府衙做点文字服务糊口,提学使者为他题了块匾,称“外史问奇”,看样子也是位不务正业的才子。这就有意思了。还有点意思的是,其时距吴承恩逝世约40年,距世德堂本问世约30年,距当时淮安头号乡绅,由吴承恩培养成才的表外孙、光禄寺少卿丘度逝世也就是三五年。丘度逝世前,刚刚带领一批吴承恩的崇拜者轰轰烈烈地修订了《射阳先生存稿》。这么想一想,编撰天启府志的那一批人,因为《西游记》而为吴承恩破个例是否可能?也许这个“近代文苑”的设立就有特例的性质。

    质疑之三,《西游记》使用的是吴方言,章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特意列举了10个方言词。围绕方言问题,也衍生了很多质疑和所谓的新说,如“《西游记》中淮安方言并不典型”“方言判断作者并不可靠”,等等,也有人热衷于采撷《西游记》中的一些词汇,以证明《西游记》使用的是“晋南方言”或“湘南方言”之类。

    “吴著说”回复:这是误解。

    在有关《西游记》作者的讨论中,使用方言证据是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可行的办法。殆因《西游记》使用的是比较纯正的口语白话,其中带有方言特征,容易形成带有地域特征的证据,据此判定作者的生活地域是非常可靠的,有强烈的指向性。但误解实在太多。有些质疑者根本不懂方言研究也是一门科学, 置基本的研究要素不顾,信口开河地认为找几个方言词加以解释就是方言研究,有几个我懂的方言词它就是我本地方言,形同恶搞。

    其一,“《西游记》中淮安方言并不典型”。答:得出这个结论是受了误导,需要依据方言来做出某些结论时,有些校本是绝对不能使用的。

    其二,“《西游记》中有很多吴方言词”。答:淮安方言属于江淮次方言,本来就有北方方言向吴方言过渡的性质,大量方言词汇都是南北共有,《西游记》出现吴方言词应属正常。

    其三,“小说不是声音记录器,几个书面上的方言词没有意义”。答:这完全忽视了音韵学的科学性。每一种方音都有它音韵学上的特征,在变成文字或者发声时都会有所反映。

    方言研究绝非读懂几个方言词那么简单,方言系统的成立,至少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方言的音韵特征、方言词的独有义项和方言词的数量。近些年,“吴著说”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刘怀玉、力量、王毅等作了基础的实地调查,找出了数百个可以明确限定为江淮方言或者淮安土语的方言词;本人用方言区划的既有成果和实地调查、义项排除等方法,绘出了若干可以确认的淮安方言词的等语线,并且以古今文献书面证明之。这里特别想推荐的是语言学家颜景常的成果,颜先生首先发现《西游记》几百首韵语——即所谓的诗词——押的是方言韵;然后他归纳这些韵语的韵脚,与《中原音韵》对照,再根据宋元明音韵变化的规律,逐一排除《西游记》属于北方方言、吴方言的可能;最后再根据音韵特征,确认《西游记》的作者只能是淮海地区人。这篇文章名为《〈西游记〉诗歌韵类与作者问题》,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3期。相反,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见过一篇能够从语言学的层面上证明《西游记》并非江淮方言或者淮海方言、淮安土语的文章。也许孤陋寡闻。

    总的说来,20世纪80年代的大争论非常有益,各方学者把可疑的问题都讨论了一遍。但对后来的许多质疑者来说,古代大学者黄虞稷的话被记住了,现代大学者章先生的话也被记住了,但苏兴、谢巍等一众“吴著说”者的努力却被有选择地忘记了;许多质疑不讲学理,不讲证据,把娱乐圈里的八卦风气带进了学术讨论,吸引眼球成了目的,标新立异成了手段,似乎质疑的才是学者专家。我们举几个逻辑混乱、信口开河的例子:

    如有人说“吴承恩不懂道教,因此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李春芳祖籍句容,句容古称华阳,因此李春芳应该就是华阳洞天主人,就应该是《西游记》作者”。这类质疑者大约连吴承恩的文集都没有翻过,恐怕也不知道李春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当然就更不会知道当时还有一位与句容无关的写小说的李春芳。如有人说“《西游记》的描写像某山某地,所以吴承恩不可能是作者”“本地也有一位吴承恩,所以《西游记》可能是本地人所著”,等等。这类理由经常出自地方官员之口,不可当真但倒是可以理解。

    在李天飞先生的《前言》中,还谈到两个貌似学术但却更奇葩的例子。

    第一,有质疑者认为,《西游记》中妇女发髻和物品价格反映的是嘉靖前期的状况,当时吴承恩还年轻,因此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这简直是把千万种可能都圈成了铁定唯一,以明代社会生活进化的速度,时尚和价格的变化能精确到区隔二三十年的程度吗?嘉靖前期妇女的发髻到后期就绝迹了吗?即使是,又怎能证明吴承恩头脑里就不会冒出老旧的印象,难道民国妇女以旗袍为时尚特征那穿旗袍的就一定是民国妇女?

    第二,有学者考证,“《西游记》中未必有那么多淮方言”,这位学者我不知道是谁,但我看得出他的这句话本身不合学理逻辑——只要有淮方言,还在乎多少吗?

    有了这些“质疑”,看起来似乎热闹,但绝不是学术研究之福,也不可能恒久永流传。竺洪波、李天飞先生把类似质疑都恭而谨之地列为“某某说”“某某论”,我觉得实在自贬身价,有点不值。

    三 综合评判才是确认作者的正途

    所谓学理,既不虚无,也不缥缈。就《西游记》作者之争而言,在没有更多文献资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包括“作品”与“作者”两者间可能发生联系的各个方面的综合评判,包括作者的生活经历、文学修养、人生道义、语言风格;影响作品主题和内蕴形成的社会、文化、宗教倾向、历史背景;渗透着现实生活元素的故事来源和情节。当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显示出共同的指向性时,质疑也许就消失了。

    (一)作者的人生经历不容忽视

    构建一条从世德堂本陈元之《序》开始到吴承恩任荆府纪善结束的证据链,向来是“吴著说”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前面述及,世德堂最初刻印《西游记》时,曾邀陈元之写了一篇《序》,其中说到了三个“或曰”,提示作者与当时的某个王府有关。这很重要,是整个证据链下桩立柱的第一环;吴承恩确实有“荆府纪善”的任命,也就是在荆王府担任纪善这个八品官职,这见诸文献,20世纪80年代淮安县政府也已经调查到吴承恩的墓地,找出了他写有“荆府纪善”字样的半截棺头板,它是证据链另一端的环节;但它与第一个环节之间还缺少一个连接,变成问题就是:吴承恩他到任了吗?过去曾经认为他仅获得了这一名誉补偿但并未实际任职,但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证明吴承恩确实到了湖北荆王府,做了具有清客意味和八公之徒一般的纪善,并且描写了荆王府。这就补齐了证据链中间的缺失环节,指实吴承恩把自己的经历写进《西游记》的问题。

    读者先回忆一下:《西游记》唐僧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实际有约41个故事,其中有大约10个发生在人间国度。有妖魔的那些人间国度,国王非昏即庸,只有一个贤明,那就是玉华国国王。玉华国的故事发生在《西游记》的八十八至九十回,说唐僧师徒路过此地,此地国王甚有贤名,对唐僧师徒也甚为礼敬。该国有三个小王子,愿意拜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人为师学艺。因为悟空等三人的兵器太重,不适宜凡夫俗子使用,于是国王就请了工匠减轻分量照样打造,但金箍棒的光芒惊动了附近山中的妖魔,于是一窝狮子精偷走了兵器,引来一场大战。为什么说这玉华国就是吴承恩眼里的荆王府呢?

    首先,看玉华王的身份。《西游记》说玉华王为皇室宗裔,封在此地玉华县或称玉华州为王,自称“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也颇有个贤名在外”,《西游记》的所有国王中,只有这位玉华王既不昏也不恶,是个尊师重教的好王。荆王,自然是皇亲,最初封在江西南昌,后来迁至湖北蕲州,到吴承恩任“荆府纪善”的隆庆初年时,其在蕲州恰是五代,也有贤名,这在《明史》里有记载。

    其次,看玉华国的地位。这玉华国虽然称国,但却是个藩国,即诸侯国,所以必须有个明确的封地。《西游记》里一会儿称它是玉华州,一会又称它是玉华县,正是指封地的建制。这荆王府所在的湖北蕲州,在明代恰也是一会儿称州,一会儿称县。

    第三,看玉华国的名称。以下图片来自一部叫《荆藩家乘》的蕲州朱氏族谱。“荆王宫殿考”中最应该注意的就是“玉华宫”和“谨身殿”,这一条实际上已经不能有任何其他解释了,“玉华”的名称其实就是荆王府的代名词;“谨身殿”在《西游记》中则是比丘国王的寝宫。

    第四,看玉华王府的大门。《西游记》说玉华王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这是典型的王府配置,与《荆藩家乘》“荆藩职官考”的描述几乎连顺序都一样。王府并非各地都有,王府的制度也并非常识,如果没有王府的任职经历,能有如此精确的描述吗?

    第五,看吴承恩的地位。《西游记》说玉华王府有三位小王子,因仰慕而拜孙悟空兄弟为师,而荆王府恰也有三个小王子。更巧的是,玉华国三个小王子拜唐僧师徒为师,而荆王府的三个小王子恰恰是吴承恩名义上的学生,《明史》说“凡宗室年十岁以上,入宗学,教授与纪善为之师”。

    旧时工匠逢有得意之作,总会郑重其事地留下题款。碰到不适宜留款的东西,也会设法在隐蔽处留一点自己的印记,比如在画卷的山水枝叶里写下自己的名字,在陶瓷器具的里壁敲一个印章,这都很容易理解,毕竟是自己的心血。在《西游记》中,吴承恩忍不住弄了点痕迹:他把荆王府写进了《西游记》,他也用了自己的方式,在《西游记》中为旧日东家恩主荆王府留一个千古“贤名”。

    (二)作者的文学素养不容忽视

    对于读者来说,《西游记》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乃是由于主题的深邃、人物的精彩、情节的丰富、语言的特色等而跻身名著行列。很自然,其作者必须全方位地具备完成这些创造的文学素养。

    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谁能写得了《西游记》?其实《西游记》的文本已经提供了若干硬性的规定。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所有被提名的作者候选人没有一位具有文学资格。包括李春芳——据说李春芳善写青词,但我们没见过,现在在他集子中见到的诗歌,也还是以平实为主,即使抒情,也都有一种内敛的意味,绝无《西游记》那样的张扬。我也看过丘处机的所谓“西游记”,其中记录了很多丘处机的诗,不论其水平的高下,就这些诗的文笔风格而言,丘处机平实、纪事的文风,与神话《西游记》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

    我们理解《西游记》的作者从文学上来说,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首先,《西游记》具有儒释道三教色彩却不改变世俗文学作品的本质:题材来自佛教,但作者于佛理并不精通;配角道士始终出现,但作者的态度甚为不恭;儒家的道德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是无处不在的最终评判标准。

    其次,《西游记》的情节奇特如幻,语言幽默诙谐,性格鲜明滑稽,往往有匪夷所思的神来之笔,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绝无混淆之虞。这些方面的特色是天生成就,不可模仿,并不是等闲的读书人可以做到的。

    再次,《西游记》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很多方面,如写到了围棋,说到了绘画,谈到了诗词,引用了神话,而且均非泛泛,其根底的深厚在行家眼里一目了然;在不经意中,涉及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其生活氛围的复杂性全在其中。

    最后说,文人风格的养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学不得,仿不来。与吴承恩同期兼同事的归有光,号称大家,声名赫然,其《项脊轩志》《寒花葬志》深情绵邈,催人泪下,但却绝无半句在《西游记》中信手可以拈来的吴式才气。朱曰蕃,吴承恩的好友,在进士中以诗文见长,被认为是明嘉靖间“金陵六朝诗派”的领头人之一,但在他33卷的《山带阁集》中,几乎找不到一首有这种风格的诗文。这就是差别,不可弥合,什么样的风格范式与《西游记》更匹配,不能说毫无标准。

    吴承恩恰恰具备了完成《西游记》的最合适的文学条件——少年神童,官民惊艳,笔走龙蛇,上下九天,那种俊逸豪迈,前人已经评价与李白、苏轼走了同一条路子,打开他的《射阳先生存稿》看看,应该套得上一句俗话“信不诬也”;而又“善谐剧”,也就是具有滑稽幽默的才能,写过一些包括志怪故事在内的“杂记”,且“名震一时”。

    (三)作者的社会意识不容忽视

    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必然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和内蕴,这主要由作者的社会意识以及提供这些社会意识的环境所决定——有什么种子才有什么样的果,有什么作者才有什么样的书——这些,都是研究作品与作者关系的切入点。

    《西游记》对社会的映射方式和其他的名著是不一样的:它既不正面描述所谓天下兴亡如《三国演义》,也不去揭华丽外衣后面的脓疮如《红楼梦》;既不“诲盗”如《水浒传》;也不“诲淫”如《金瓶梅》,它昭示的是唐僧虔诚的信念追求,悟空善恶分明的暴力,如果不是八戒有点小市民的恶俗,一部《西游记》简直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但即使有猪八戒的市侩狡猾,有孙悟空的暴力倾向,有盘丝洞那么一点小小的色情,我们也不能说《西游记》就不深刻,就不隽永。因此,《西游记》的作者在人生态度上,总体上应该积极正面。

    还有,《西游记》的作者显然不是罗贯中那样的江湖艺人,江湖艺人要把大众关心的天下兴亡讲得直白易懂,《西游记》的情节虽神奇,但却有很多文人情调和诗词歌赋,不适宜在酒楼茶馆开讲;显然也不是张士诚、施耐庵那样的暴政批评者,因此没有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戾气,没有喊一声“逼上梁山”的勇气,对暴政虽有批评,不过开个“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玩笑;他也不是曹雪芹那样的世家贵公子,所以《西游记》里再多几次各级宴会,也没有刘姥姥面前的茄子酱和妙玉那般饮茶,所谓的皇宫筵席也不过是泛泛的说说而已;他甚至不是秦楼楚馆的留恋者,更不会是帮派黑社会的参与者,你看《西游记》社会百姓的主体都是很干净规矩的生意人或者读书人,如旅店老板、寇员外等。我们不能说这和作者的身份地位、社会环境没有关系。具备这样社会意识的人,又应该是什么样子?

    其实吴承恩正是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来的人。为什么他会有完成《西游记》的念头,吴承恩曾经正面为我们提供过答案。在他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一篇不长的《禹鼎志序》,非常值得注意:他自称自己从小就爱读杂书,积攒零花钱偷偷地买,还往往要躲起来读,以逃避师父的呵责;尤其喜爱讲神鬼故事如《酉阳杂俎》《玄怪录》那样的志怪;为什么喜爱?因为其“善摹写物情”,也就是使用了文学的手段,天性喜欢;时间长了,自己就立志写一本,这种文学的冲动一直延续到需要为科举奔忙的中年,“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多么明确的文学激情!他的目标是“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时纪人间变异”,“微有鉴戒寓焉”,又是多么明确的文学标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并立志要做一个使读者“愯然易虑”的“野史氏”。这样一个人,划归《西游记》名下不是很适宜吗?

    很可惜,《禹鼎志序》往往被忽视,有时甚至是故意被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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