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北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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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获得广大读者喜爱、经久不息流传,成为“名著”的小说,无不与其所用语言的个性化、大众化及其鲜活生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红楼梦》也不例外。

《红楼梦》尽管夹有少量的吴侬妙语、江淮方言、南京下江官话,但整部小说的语言主体,却是地道的北京话。早在乾隆末年,周春就在《阅红楼梦随笔》中指出,读《红楼梦》要“通官话京腔”;稍后张新之也指出,《红楼梦》“书中多用俗谚巧语,皆地道北语京语,不杂他处方言,有过僻,间为解释”。这两位作者都是江南著名学者,皆坦诚地说出了《红楼梦》的语言特点。近世大学者俞平伯老说:“《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都是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红楼梦》是“京味”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京味”小说的经典之作。

说《红楼梦》是“京味”小说,首先是因为小说中所用的北京话数量居于绝对多数,而且字字句句都保留了北京话的声调规律和浓重的北京话韵味。

例如,北京话中特别讲究重读和轻声,这种现象在《红楼梦》中都有所体现。小说中贾珍称“大爷”、贾琏称“二爷”、贾宝玉称“小爷”,重读在“爷”字上,即表示他们的排行。如果将“大”、“二”、“小”读成重声,就变成了一种辈分。所以轻重声十分明显,轻重的不同,是北京话特殊味道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次,北京话的“儿化音”出现较多,俯拾皆是。《红楼梦》中从人物命名到日常用语大量运用“儿化音”。例如,四儿、五儿、金钏儿、玉钏儿、万儿、平儿、莺儿……又如,昨儿、今儿、念心儿、家生子儿、人牙儿……可以说不胜枚举。

其三,北京话历经长时间的发展,有淘汰有吸纳。辽、金、元、明、清各个朝代,北京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方来朝,各民族杂居,因此北京话中吸收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特别自满族入关以后,近世的北京话中融入了大量的满族语言和以盛京(沈阳)为代表的“汉军”八旗语言(即所谓的“关东”话)。

正如著名的满族语言学专家常瀛生先生所说:“满人自清初入关,大量居住在北京,满族人学习汉语,汉族人也学习满语,这样就将许多满语词带入北京话中,人们日常谈话中使用这些词,习以为常,反而不察其源。现在的北京话中,仍频繁地使用满语词,这是老少皆知的事情。”《红楼梦》中最明显的满语“克食”(又作“克什”),已带入北京话中,一些北京话辞书中收入这个词条,就是一个特殊的例证。类似的例子甚多,《红楼梦》里常见的“累掯”、“偏了”、“待见”、“丧谤”、“牙碜”、“作死”、“撺掇”、“送鲜”、“乜斜”、“撕掳”、“打旋磨儿”、“孤拐”、“嬷嬷”、“狼犺”……这些词语使北京话生动而鲜活,和谐中又饱含着响亮,雅俗相融,普通百姓不觉其深,饱学之士不嫌其浅。

曹雪芹大半生活在北京各阶层人群之中,上至天潢贵胄,下至贩夫走卒都有所接触。因而他既熟悉北京达官贵人们的官腔,又熟悉下层平民的方言京味。《红楼梦》中不论是写家常琐事,还是写官宦往来,他都巧妙地运用了北京话特有的表现功能,使小说充满大众化、个性化、趣味化的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话在刻画人物形象和个性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塑造贾宝玉这个主要人物时,作者穷尽心思,用了不少京味土语。

例如,小说第十四回写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处理“交牌登记”,宝玉知道了“牌”的重要性后,向凤姐要“牌”。下面写道:

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说:“好姐姐,给出牌子来,叫他们要东西去。”

接着又在秦可卿送殡路上出现了类似的词儿。

凤姐笑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坐车,好不好?”宝玉听说,忙下了马,爬入凤姐车上,二人说笑前来。

上引两段文字中的“猴向”和“猴在”两个词,主体都有个“猴”字。北京人抓住了“猴”的顽皮、纠缠、攀抱的特性,将名词的猴转化为动词或形容词,诸如常见的“猴儿巴踢”、“猴了巴叽”、“猴儿精”、“猴烦”、“猴儿手里抠不出一个枣来”等等。《红楼梦》作者借用“猴向”、“猴在”的肢体动作形容贾宝玉顽皮和撒娇的稚态、娇态,既形象又鲜活,令人读之忘俗。

《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娇态之处很多,所用的北京话更是花样翻新。例如小说第二十三回写宝玉听见贾政传唤他前去的时候表现出那种“怵”态,用的也是老北京人常说的土话。

(宝玉)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呆了半晌,登时扫了兴,脸上转了色,便拉着贾母,扭的扭股儿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贾母只得安慰……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

“扭”、“扭股儿糖”、“蹭”都是北京话中的“土语”。“扭”是一种动作,“扭股儿糖”则是形容小孩子的怵态和娇态,把宝玉在贾母面前纠缠、撒娇的情状描写得淋漓尽致,毕肖如见。一个“蹭”字把宝玉的怵态写到了极致,“一步挪不了三寸”写出“蹭”字无尽的妙趣!

京味土语中有一类词汇,专门形容那些小人得志的嘴脸或是专门“调三窝四”的家伙。例如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人好不容易“捞”了一顶小官帽,于是便“仗着腰眼子”到处“红脖子粗筋”地“吆喝”,一旦遇到个小上司不是“嚼舌头”就是“花马掉嘴儿”地说些“着三不着四”的浑话。更有一种“浑球儿”,只会四处“挑事儿”,可一见到上司就“狗颠屁股儿”似的跟人家拉近乎,套交情……以上凡是打了引号的词语在《红楼梦》中都可以找到,而且都是形容一种劣等人物的心理和情态。

类似的例子,如“一大趸儿”(第五十一回)、“一个衣包里爬出来的”(第七十七回)、“一个稿子”(第二十九回)、“一嘟噜”(第六十七回)、“一叠声”(第二十九回)、“人牙子”(第四十六回)、“九国贩骆驼”(第四十六回)、“下作黄子”(第四十回)、“牛心”(第八十四回)、“牛黄狗宝”(第六十五回)、“毛脚鸭”(第二十五回)、“拆鱼头”(第六十八回)、“借势儿”(第三十五回)、“打个花胡哨”(第三十五回)、“溜湫着眼儿”(第七回)、“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第六回)……看似俗而又俗,听起来又是熟而又熟,或许正因为如此,把读者与《红楼梦》的距离拉近了,将读者逗乐了,使他们对《红楼梦》爱不释手。

如果人们细心体味这些语言,或可以说是东北话、山西话、河北话、山东话,乃至满族话、蒙古族话中都有类似语言,但它们都融入了北京话之中,体现了北京话的融合力。

北京人常说《红楼梦》中有一种“特殊味儿”,它含有浓厚的北京地方风情,贴近生活。这些方言土语在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阅读《红楼梦》,熟谙典籍是重要的,知道一些版本常识、作者家世生平也是重要的,但是最最重要的,首先是读懂小说中的北京语言。当然,作为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更应该对北京话的演进历史、语音特点,及其在《红楼梦》艺术创作方面的作用、价值有所了解和认识,帮助广大读者真正品出《红楼梦》的“味外味”来。

《红楼梦》如今已是一部蜚声海内外的世界级名著,这固然与小说人物的精彩纷呈、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有着密切关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用北京话来表述的。

著名学者李辰冬在他的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中所写的三段话颇有启示意义。他说:曹雪芹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并且是中国唯一无二的语体散文家。他的文字是从日常语言中来的,然较日常语言还要流畅,还要自然,换言之,就是他把语言美化了。

在同一章中,他说道:要之,曹雪芹给中国文学辟了一条新道路,且给了一种新的教训:要改良文学、丰富文学,必须往日常的语言里去找,唯有这些正活着的语言,才能表现现实的生活。《红楼梦》……在语言上,是中国将来文学的模范;和但丁《神曲》在现代意大利的艺术史上与语言史上,有同样的价值。

在谈到“北京话”的价值时,李先生又说道:以《红楼梦》的文字论,“北京话”给他一种不灭的光荣;然“北京话”也因他而永传不朽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本文选自胡文彬著《红楼梦与北京》,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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