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之乱自上作

    如果说《三国志演义》小说是在问鼎逐鹿的政权斗争中思考历史兴亡的话,那么,《水浒传》小说则是在绿林好汉的草莽世界中展示社会动乱的。小说中所写的宋江起义虽然是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发生的一场真实的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场起义的历史记载却相当简略,语焉不详,我们仅仅知道这是一场时间颇为短暂、规模并不太大的起义。《水浒传》小说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传说故事、说话艺术、戏曲艺术的基础上.将宋江起义演绎成一场绵延持久、组织严密、声势壮大的反抗贪官污吏、豪强劣绅,主持人间正义的斗争,并描写了起义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全过程。

    水浒传》小说的故事始于“洪太尉误走妖魔”,洪太尉奉宋宋徽宗的圣旨,到江西信州龙虎山请张天师祈禳瘟疫,在上清宫伏魔殿,他擅自掀开石板,放出了一百单八个“魔君”——即梁山好汉,散在四面八方。小说的故事终于“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宋江兄弟零落星散以后,大半惨死,受玉帝敕封,阴魂聚于蓼儿洼,宋徽宗梦游梁山泊,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大建祠堂.四时享祭。

    这一总体结构昭示出,这部小说着意谱写的是一首“魔君三部曲”,即“群魔”乱世——改邪归正——荣升天神。这是一首气势雄浑的“魔君三部曲”,它至少蕴含着三重寓意,即“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和“忠义之烈”。

    首先,一百单八个“魔君”降生社会的原因,是奉了圣旨的洪太尉“误”放出来的,这一描写隐寓着“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思想。

    明末清初金圣叹整理出版了《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在《水浒传序》中他说:《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在第一回批语中他义说:“一部大书,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的这一番议论是深有见地的。

    《水浒传》小说第一回,写破落户子弟高俅受到宋徽宗的宠用,发迹变泰,从一个市井无赖很快地升迁为殿帅府太尉,从此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小说由此逐渐展开故事情节,从手握朝纲的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到称霸一方的江州知府蔡九、大名府留守梁世杰、青州知府慕容彦达、高唐知州高廉,再到横行乡里的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祝朝奉,直到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爪牙走狗,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小说由上而下,由点及面,广泛地揭露了朝政、吏治和社会的腐败黑暗,并且刻意揭示了这些腐败黑暗现象与粱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一批忠义之士才不得不“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第三十七回)。这就是金圣叹所说的“乱自上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逼民反”。

    早在先秦时期,便流行着将社会上的人们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的说法,这在《国语》中就有了明文记载。从表面上看,士与农、工、商都是“民”,虽然在排序上有先后之别,但并不体现贵贱之分。然而从实质上看,《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说:“学以居位曰士”,在“四民”中,只有士是“官”的后备军,因此以现代的阶级观念看,士与农、工、商实质上处在两个对立的阶级阵营,士一旦升格为“官”,便发生了性质的变化,不再是“民”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当官的大权在握,往往免不了贪污受贿、倚强凌弱,这就是平民百姓常说的“无官不贪”。所以“官”与“民”之间一向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实质上是封建国家中地主阶级政权与平民百姓利益的矛盾的集中表现。在古代社会中,有良心的士总是痛恨贪官的,认为贪官像蛀虫一样蠹蚀了国家。在观念上,有良心的士并不认为农、工、商是与自己相对立的另一个阶级,他们真心地认为自己是“民”的一分子,更是“民”的代表者和代言人,因此他们总是关心百姓的生活,同情百姓的苦难。像杜甫就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们和平民百姓一样,总是感受到贪官的欺压,对贪官恨之入骨。于是,官民矛盾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极其突出的社会矛盾,受到百姓的普遍关注,也受到文学家的普遍关注。

    整部《水浒传》小说,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官逼民反”的故事组成的。小说中史进的故事、鲁智深的故事、晁盖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杨志的故事、林冲的故事、武松的故事、宋江的故事、花荣的故事等,都是“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寓意的形象展示。这些篇章,构成《水浒传》小说中最为多姿多彩、也最为脍炙人口的部分。这是《水浒传》小说的第一重寓意。

    (选自《中国四大名著讲演录》,郭英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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