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三国也是一种成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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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好多中国人来讲,阅读《三国演义》这一类讲史的小说,就等于在接受“成人礼”,接受一种成年的教育,从这里头去认识人、人际关系、社会、政治等。今天很多人对人生的态度,特别是谈论政治的方式,也还受到这类小说的影响。

复旦大学教授戴燕把《〈三国志〉讲义》写成了书。书的内容脱胎于戴燕为复旦大一新生开的一门《三国志》通识课。每期都有不同专业的大约一百名学生选修此课。戴燕为自己设定的最低目标是“不要讲得学生都跑光了”。她希望自己能够逃离开权谋、打仗、君臣父子、恩义情仇,讲出一个不一样的“三国”。

传统“三国”历史叙事中一带而过的人物,往往会成为戴燕专门的一讲。曹操的夫人卞氏就是一例。卞氏本是倡女(歌舞艺人),却可以在董卓威逼利诱的危难之时,拦住曹操要四散的部下,在儿子曹丕被立为太子之后,也并没有喜形于色,忘乎所以。曹操称赞她“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曹操杀死杨修后,给杨修的父亲杨彪写了一封信,讲“不得不”的理由。夫唱妇随,卞氏给杨彪的夫人写了一封信,动之以情。

华佗也是一例。戴燕分析了他的医案,发现这位神医的治愈率其实只有百分之五十,三国时期人们对于生命、疾病和医术,有比今天更达观的态度。

时间的线索在《〈三国志〉讲义》中极为灵活;史料之外,理解力和想象力常起到勾连的作用。写魏明帝一章,戴燕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魏明帝时代是曹魏的鼎盛时期,什么都好,蜀、吴简直都不在话下。可是这个黄金年代很快就过去了。魏明帝的爷爷曹操活了66岁,他爸爸曹丕活了40岁,他才活了36岁,他的儿子生下来就夭折。这个人的内心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死以后,司马氏的力量越来越大。文学上面,阮籍、嵇康特别是阮籍那种隐晦的诗风也取代了建安时代明朗的风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带着这些问题,戴燕把魏明帝曹叡的材料和他母亲甄氏的材料、何晏赞美魏明帝的《景福宫赋》对读,试图分析曹叡的心理创伤。

《〈三国志〉讲义》里似乎没有作者的态度,但写谁不写谁,怎样写,已是剪裁。曹操和诸葛亮跟惯常印象就不大一样。诸葛亮,有担当也有局限,并不一味是千古完人。曹操有权谋一面,同时也是心胸开阔的文艺青年,“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与文人写诗唱和,开创“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的建安一派。

《三国志》水平究竟高不高?

南方周末:书的前言部分交代了陈寿的历史观:他认为汉魏晋之际的更替是“天经地纬,理有大归”,这跟过去“汉贼不两立”的讲法很不一样。

戴燕:对陈寿写魏蜀吴三国的方法,差不多从东晋以来就有讨论,也有不少批评。当我们回到历史中,会发现陈寿需要处理的问题其实很棘手,不是那么简单的黑白分明。

我在书中引用了小林春树的说法。他是以《汉书》和《三国志》做比较,认为为了维护汉代的正统性,班固的办法,是拼命强调汉是一个永不衰落的神圣王朝,可是陈寿已经见过汉代的衰落,他知道魏也好、蜀吴也好,必定是与汉一样,有兴就有衰,不可能不朽。

陈寿是在西晋写《三国志》的,那时距离蜀亡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魏、吴也亡了,西晋一统天下。作为一个晋人,他可以认为晋的历史从司马懿就开始了,如果这样算,魏就比蜀亡国亡的还要早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怎么来看三国呢?

以前人认为在“前四史”里,《三国志》不算水平高的。但是,南朝宋时的裴松之选它来做注,却说它“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评价并不低。当时还有名士说:“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也把它看成史书的典范。我自己读《三国志》,常常想到陈寿面临的困难是司马迁、班固都不曾遇到的。

南方周末:从讲义看,魏国占了很大篇幅,对曹氏父子的评价也比对另两个国家的主事者高很多。你应该是认同陈寿的历史观的?

戴燕:因为我讲的是《三国志》,只能老老实实按照陈寿写的内容讲。《魏书》的篇幅本来就比《蜀书》《吴书》多很多,《魏书》还有《方技传》《东夷传》,涉及的面也比较广,我选它就多一点。

在日本,几乎无人不知邪马台

南方周末:关于《东夷传》和《倭人传》的一讲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对《三国志》很感兴趣。是因为《三国志》里有《倭人传》吗?

戴燕:当然,《倭人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关日本的文献。日本人对自己的历史记录要到八九世纪才有,所以在日本,研究《倭人传》的学者好多并不是研究中国史的,而是研究日本史的。《倭人传》的内容在日本的普及程度也很高,他们不一定知道《三国志》这本书,可是几乎无人不知邪马台、卑弥呼女王,我还看到过一种“卑弥呼”牌的鞋子。《三国演义》传到日本以后,对一般日本人的吸引力更强,好多三国游戏就是他们开发的吧。有一位研究中国史很有名的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十几年前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就说三国的历史是那么精彩,在日本从来没有过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南方周末:《三国志》认为高句丽人“性凶急”“习战斗”,顽强不屈,屡战屡败,而倭人很恭顺。对高句丽的判断,今天还适用;对日本,似乎是根本的误读。

戴燕:当时,高句丽和魏、吴的关系错综复杂,又有复杂的历史渊源,不像日本,在一个比较远的海岛,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来往不便,相互之间的认识也不深。从陈寿的记载看,高句丽人当时住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山深谷,爱干净,擅长歌舞,可是急脾气,很强悍,与汉魏政府打交道颇有自尊心,不光不肯屈服,还时不时主动出击。所以王莽就气得喊他们“下句丽”,到了魏的中后期,也是跟他们打了好几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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