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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秦可卿艺术形象解读的角度不同，引起了关于红学甚至涉及文艺学、历史学、逻辑学中的某些问题的混乱，因此有必要结合秦可卿形象作一些澄清。
有读者问：红学中究竟包含多少个分支，里面还有多少个“学”？
在这里首先要分清三个概念：对某个方面研究形成的“学问”、“学”和“分支”不是一回事，三者很不一样。许多名家、名作的研究都形成了一种学问，下面都可以有好几个分支，但是这门学问也许还不能称为“某学”，底下的分支就更加轮不上了。总之，“学”的范围要比“分支”大得多，地位更比“分支”高得多，不是对任何一种学问的研究都可以称得上“学”。
据我的理解，一门学问要构成“某某学”，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否有一个足够品位与宏大的研究对象；第二，是否已经形成一支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第三，是否已经形成自己独特而言之成理的理论体系与大量研究成果；第四，最主要的是，是否已经被除了本领域以外的学术界所公认，为广大学人所接受，至少是大多数人默认，不反感。
从现代学科分类来说，“中国语言文学”是十一二个一级学科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大概是二级学科了。据说没有“三级学科”这一说，如果有，那么“中国古代小说”大概只好屈居或者荣登了。按照这种排法（这是我杜撰的，请原谅），研究《红楼梦》的红学顶多算“四级”学科（如果将来有四级的话）。因为严格地说，研究《红楼梦》只是明清小说研究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来只是一句戏言的“红学”，竟然约定俗成地被人们广泛地接受；《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研究它居然形成了一个“学”，据说和敦煌吐鲁番学、甲骨学并称为三大“显学”，可见成为“学”之不易到何等程度！我认为所有热爱《红楼梦》的人都应该感到已经万分荣幸了。因为许多其他大文豪、名作家、泰斗级大师级学者、经典着作，也都有不少人研究，队伍之庞大有些也许还超过《红楼梦》，其中不乏学术造诣高深、非常令人尊敬的专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大批优秀成果，甚至比研究《红楼梦》的多得多；而且这个那个学会的成员有时也称自己这方面的研究为“某学”或“某某学”。但是在整个学术界很难听到响应的声音。尊敬归尊敬，但是外界通常只说他（们）是研究什么的，是搞什么的，而不说是搞什么“学”的。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诗、词、散文都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全能冠军；他政治上也颇有建树，经历十分曲折；对儒道佛三家都有很高造诣；还有其他好几个方面的杰出贡献。他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大散文家，合称“三苏”，所以苏轼的家世也很值得研究。研究苏轼的学者很多，有人重点研究他的诗词，有人重点研究他的散文，但我从未听说有人自称研究“苏学”或“苏轼学”，或者说主要研究“苏学中的散文学”。也许有人说过，我孤陋寡闻，在报刊上从未见过。只听说过“某某人是研究苏轼的”，或者说“某人重点研究苏轼的散文”。所以要成为什么“学”，是极其不易的。光是自己说固然不行，光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圈儿里的学者说也不行，还要学术界广泛接受才行。当然这里没有什么审批手续，没有谁准谁不准的问题，那是一种习惯，是约定俗成。光是他们自己称呼这“学”那“学”，别人仍然说“研究谁谁”，到后来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没意思，交流起来不方便，不大提了。如果谁对我说他是研究“苏学”的，那么我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他是研究前苏联的，可能就会问他：“你是研究普希金还是托尔斯泰？”所以一部《红楼梦》居然弄成了一门“红学”，这里有多种因素起了作用，当然首先是《红楼梦》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所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票友们都很知足，好好地把这一个“学”弄好就行了，就够不容易的了，别再折腾出什么别的“学”来了。
其实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红学”的发展中已经遇到过类似问题。
有一个时期“曹学”非常红火，而且建立了全国性的学会，许多着名学者都担任理事。但是没过几年就证明当初有些学者的担心不无道理，那就是，所谓“曹学”实际上就是红学中研究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个分支，把它弄成一个“学”，不但很难得到整个学术界的认同，连红学界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赞成。所以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就不大用这个术语了。至于什么“脂学”、“探佚学”、“版本学”等等，确实有些学者用过这种说法，但是现在似乎用得已经越来越少。人们通常只说“他主要是研究版本的”，“他是搞探佚的”，“他主要研究脂评”。想必越来越多的人都感到成为“学”的崇高与艰难，重要的是拿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而不在于非要标榜个什么“学”。至于什么“红楼饮食饮馔学”、“大观园学”之类的提法，我从未听说过，尽管我也写过一篇《大观园没有原型》的论文。从探佚研究《红楼梦》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几十年来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愿意说研究“探佚学”也行，不过既然称“学”，那就更加是学术研究，和“探佚小说”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事物。“探佚小说”是一个偏正结构词组，中心词是小说，探佚是定语，它仍然属于小说创作范畴而不是学术研究范畴。创作用不着遵守学术规范是理所当然的，小说嘛，虚构都可以，何况联想、猜测！从某些小说或其他典籍中探寻一些资料，然后展开想象的翅膀，也可以写得很有意思，所以探佚小说倒不失为小说创作的一个品种。不过“探佚小说”不是学术研究，是创作。探佚小说是艺术作品，不是学术研究成果。
有的读者之所以在秦可卿的问题上造成了许多误读，归根结底是由于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曹雪芹的“自叙传”之故。
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观点，最早是胡适先生提出来的。
《红楼梦》某些重要内容和曹雪芹的家族确实有一些关系，曹雪芹在书中运用了一些重要的素材，因此胡适在写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中说“《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鲁迅当时受胡适的影响，也认为是自叙传。胡适对《红楼梦》研究有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他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这部小说的内容与思想意义，曹家与清朝皇室的关系等，都有重要价值，在红学研究上与过去比是一大进步，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自叙传”说并不正确。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红学界许多人对此都不持赞成的态度，尤其不认同他说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此书的着者——即是书中的主人翁”这个观点。1954年批判俞平伯，后来批判胡适，这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在运动中把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全盘否定，这种做法是历史的悲剧，如今已经成了否定之否定，胡适对红学的历史性贡献已经成为定论。但正如世上没有完人一样，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意见并不全都正确。对那场在错误的时期发动的错误运动的否定，不等于胡适关于《红楼梦》是“自叙传”的观点就对了。尽管《红楼梦》中用了一些曹家甚至李（煦）家的素材，贾宝玉身上也可能有一些曹雪芹童年生活的影子，寄托着他的理想与理念，但是《红楼梦》是一部高度艺术化了的小说，它运用典型化和非典型化艺术手法将许多大大小小的“曹家”和各种各样的人物，编织成了这部不朽的艺术巨着。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反对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也有红学家认为新红学应该从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算起，此说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纳，不过尚无定论——但是“自叙传”说20世纪中期以来却被人发挥得越来越离奇，70年代末以后更发展成为新索隐派，有些索隐走得比当年的旧索隐派更远，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正如两条直线一开始虽然角度不同，但是只形成一个30度的夹角，两线端点（终点）之间的距离并不十分远。但是当那条错误的直线不断延伸，那么它与正确之间的夹角虽然依旧是30度，但是两线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由于不能自圆其说，索隐者只好不顾学术规范，一味“大胆的假设”，而不去“小心的求证”。有时对自己既定结论不利的重要材料干脆视而不见。这种从新红学倒退到旧红学而索隐大行其道的现象，恐怕是胡适当年始料不及的。
搞索隐者都要寻找《红楼梦》中人物、事件的原型。其实，其他从事红学研究的学者也要探索其中的原型。区别在于：一，是不是“《红楼梦》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是不是“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原型”？二，这种原型是曹雪芹创作的素材之一，还是人物本来就那样，甚至里面还有秘密得两百五十年来（从脂砚斋算起）只有某一个人或几个人才终于破译了的神秘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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