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学的缘起(2)

 

  余英时先生使用“曹学”一词究竟是褒是贬,可以姑且勿论,但在理解上,一些以考证见长的红学家,显然以为余先生对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估计不足,所以赵冈才有面粉和面包的比喻。当时国内学术界也酝酿着对红学考证的不满,特别对考证雪芹远祖存在反感,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介绍过来后,很得到一些研究者的共鸣。而近年来一直在从事曹雪芹家世研究的冯其庸先生则首当其冲,他不得已着文论辩,写道:
  红学的内容既如此广泛,我们就不可能要求一个“红学”研究者去研究“红学”的一切,而应该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曹雪芹本身,有的研究者有兴趣研究《红楼梦》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有的研究者又喜欢研究曹家上世的历史,如此等等。对于研究中的这种各人的爱好和专长,应该尽量各尽所好,扬长避短,而不要强人所难,不要指责他为什么老爱研究这个而不爱研究那个。我们可以评论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却无权规定他只能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他接下去还说:我认为世界上学问之大,无奇不有,《红楼梦》本身包罗万象,它所涉及的面实在太广泛了,《红楼梦》所描写的任何一个侧面,都可以使你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们切不可抱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来对待科学研究事业。伟大的曹雪芹曾经说过:“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觉得研究者也历历有人,决不可因为我们自己的局限,而有意无意地去限制别人的研究,一并使其泯灭。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49页、第40页至5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内在情绪溢于言表。文章虽然写于 1981年初,但这些想法是冯先生憋了很久的意见,他1979年和 1980年曾多次谈起过。对考证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的说法,冯先生尤其不赞成,他说:“我们不能断定今后永远也不会出现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任何新材料了,只要有新的材料出现,我们就要鉴别它的真伪,这就离不开考证。”同上,第51页至52页、第47页。这与赵冈先生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而与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是相左的。
  当然余英时先生也不是反对红学考证,以他的国学根底不至于做出这种简单论断;他的意思只是觉得考证受客观材料的限制,再有新的发现已经很困难了,按曹学的路子走下去红学不会有光明前途。我个人是颇同情余英时先生的观点的,但现在写《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本书,需要我超越于红学之外来看待红学的论争,因此对赵冈先生和冯其庸先生的看法同样抱有好感。我想探寻的是,他们何以对考证曹雪芹的经历和家世有如此浓厚的学术兴趣。
  有一件事很值得深思。这就是几位以考证曹雪芹家世见长的红学家,不管对曹学的提法持何种态度,都不否认自己研究的是曹学。不仅不否认,后来还理直气壮地张扬曹学。冯其庸先生说:“我个人认为研究曹雪芹而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得列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也是曹雪芹的光荣,我们不应该用讽刺鄙视的眼光来对待‘曹学’这两个字,不承认它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冯其庸:《关于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51页至52页、第47页。周汝昌先生在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甚至说自己是“曹学家”,并提出“内学”和“外学”的概念,认为以作品本身为主的研究可以叫“内学”,侧重时代背景、家世历史的研究可以叫“外学”海炯:《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情况综述》,《红学文丛·我读红楼梦》第373至37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果余英时先生站起来声明:“曹学这名词也许是因为我说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对曹学,我很尊重曹学。不过,我个人觉得考证应受材料的限制,今天我们所能发掘到的有关曹家的家世,至少关于曹雪芹本身的,还是很有限。”参见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第50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对曹学的发展取向怎么看是另一回事,曹学这个概念的应该存在,看来已成不争之论。
  这到底该怎样理解呢?红学的种种公案尚且未了,凭空又多了个曹学,研究《水浒》的人,自然也研究作者施耐庵,但从未见有人叫“施学”;同样,《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没有“罗学”、“吴学”之称。为什么研究《红楼梦》就会有曹学呢?而且一叫就能叫开,说者或许无意,听者却受之泰然,直言不讳地供认自己就是“曹学家”,一般《红楼梦》爱好者也不觉“曹学”两个字拗口,很快就约定俗成了。就中道理究竟是什么呢?须知,参加讨论的都是很有声望的红学家,治学态度并无不严肃认真之处,丝毫不会有早期“红学”一词的戏谑意思。莫非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是“间气所钟”,是贾宝玉的同党,“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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