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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大论战，是考证派红学的转折点。如果说这以前红学考证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并在1962至 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形成高潮，那么，这以后红学考证便从高蜂上跌落下来，逐渐走向平淡无奇的道路，至少对曹雪芹生平事迹和家族历史的考证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国内发生动乱有关，主要还是由于考证派红学自身出现了危机。
红学考证必须以客观材料为前提，而材料的发掘受种种条件的制约，到一定时期就要达到一个相对的极限。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新材料的发现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极限。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停顿。”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增订版。所以，考证派红学的危机，首先是材料的危机。尽管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陆续有过一些曹雪芹家世生平资料被发现的消息，但常常真伪莫辨，一边“发现”，一边引起争议，很难作为研究红学或者曹学的科学依据1973年吴恩裕先生在《文物》第二期发表《曹雪芹的佚着和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公布了新发现的《废艺斋集稿》残篇，其中包括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的自序、董邦达的序文、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及一首雪芹的自题画石诗；1977年，又在北京发现了保存有曹雪芹手迹和芳卿悼亡诗的两个书箱；还有香山正白旗三十八号老屋的题壁诗文等，应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但对其真伪，红学界看法颇不一致，至今未获解决。。当然危机也好，停顿也好，都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考证派红学并没有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全部土崩瓦解。挖掘新材料有困难，对旧材料重新加以考订，仍然有可能得出新的结论。
赵冈的《红楼梦新探》就是一千个突出的例子。
如果一定要求红学考证必须以新发现的材料为依据，则《新探》绝没有这个条件，这一点，作者在序言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因受环境及时间所限，无法按自己设想的线索去发掘原始材料。书中所用者都是第二手材料，早经别人反复讨论了很久。我们不过是把这些材料重新整理一番。”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第1页，香港文艺书屋1970年版。然而这个“重新整理”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红学考证持续了半个世纪，学者们忙于建立己说，一直没有人做这种综合的工作。《红楼梦新探》把历年来红学考证的有关材料，加以溶解和进行系统的梳理，分门别类地做出解释和说明，在充分比较诸说短长的基础上，或从他说，或出己见，行文质朴，容易使人接受。书中有些观点，如说敦诚诗“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系指与雪芹共同参加乾隆丙子的顺天乡试②③④⑤分别见《红楼梦新探》第62页、第161至第172页、第173至第177页、第198页、第123页。，以及认为脂砚斋是曹颙遗腹子曹天佑②、畸笏叟是曹③等等，究竟可靠性如何，似不好遽然论定，只能作为考证中的一说来看。但《新探》提出贾宝玉是曹雪芹和脂砚斋的合传④，与脂批的内容肯定是相吻合的。还有推断甲戌本的底本是庚辰本以后整理出来的一个新定本⑤，也是很深刻的看法，论证有相当说服力。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章对后四十回续书的研究，经过比较，考证出程、高排字本共有甲、乙、丙三版，通常所说的程乙本，实际上是程丙本，甲、丙之间还有一个胡天猎本，是为真正的程乙本。这一发现，意义相当重大，可以完全否定高鹗续写后四十回之说。《新探》通过对《红楼梦稿》的研究，考证出梦稿本的大致产生经过，认为该本藏主原有一部八十回的脂本，后来得知程伟元弄到了后四十回的文稿，便借来抄下，与前八十回合订在一起，这就成了梦稿本的正文。但这时程、高正在“复集各原本详加校阅”，于是梦稿本的前八十回也被高鹗借去，作为一种版本的参考，看完之后遂在结尾处写了“兰墅阅过”四字。程伟元当时得到的后四十回残稿，可能确实“漶漫不可收拾”，所以才拉上高鹗补订、修改。梦稿本藏主一定了解程、高补订工作的进程，俟其最后一次改定，便用此定稿本即程丙本来校改手中的抄本《红楼梦新探》第325至第326页。。虽然这只是一种描述，带有推论性质，但描述前已经作了详细考证，不失为对梦稿本抄配特点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新探》结合研究梦稿本，确认后四十回续书不出自高鹗手笔，列举的理由比过去要充实得多。
再一个例子是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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