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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考》的另一贡献，是对曹寅、曹宣兄弟关系的考证有所深入，解决了曹玺死后，曹寅继任江宁织造，但旋即又受命北上，由桑格行织造职的原因。曹宣生于顺治十七年，生时玄烨已满七岁，第二年就登基了，恰好是孙氏出宫的时候。顾景星《白茅堂全集》只字不及曹宣，可见曹宣不是顾氏所生，而是孙氏所生，寅、宣二人是异母兄弟。这从曹寅很早就到康熙身边当差，曹宣却一直留在曹玺和孙氏身边这点上，也可以得到证实。曹寅是庶长子，这在封建宗法社会是很不利的，但由于他天分高，才能出众，显然曹玺喜欢，康熙也很赏识，故让曹寅承袭父职。曹玺于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卒于任所，不久就“奉旨以长子寅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但不知为什么，第二年曹寅又回京师了，直到康熙三十一年，在做了两年苏州织造后，才到江宁任织造职，这期间由桑格行江宁织造职守。结果使红学考证家们猜测纷纷，歧见百出。朱淡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说：
我们推测，事情可能是这样发展的：曹玺一死，康熙有意让曹寅继任，故先命其“协理江宁织造”。但这一任命不会受到孙氏和曹宣的欢迎。当年十一月，康熙南巡至江宁，“亲临其署，抚慰诸孤”，孙氏当有见驾机会。她可以向皇帝提出请求。曹寅是“讲性命之学”的理学家，最重忠孝友于，就奏请康熙更改旨意，让“爱弟”曹宣承继父职。但曹宣年轻缺乏经验，难以当此重任，未获康熙批准。为了照顾孙氏保姆的感情，康熙命资历较深的马桑格任江宁织造暂为过渡。据《历朝八旗杂挡》，桑格十二月初三升江宁织造，似为康熙根据曹家情况当场做出的决定。康熙心中自有成算，先安排曹寅回内务府任职，曹宣“为朝廷管册府”，使兄弟俩各得其所。若千年后再将曹寅外放织造，就与庶子袭职无关了，孙氏和曹宣也无话可说。曹寅忠孝友一箭三雕，岂不妙哉。
考证固然靠材料说话，但在有关材料大体具备的情况下，从思路上加以连接，由已知推测未知，是容许的。上述推测显然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为增强论证力量，《曹寅小考》举出曹寅奔父丧期间所作的《放愁诗》，指出诗中有“五脏六腑，疮痍未补；芒刺满腹，荼蘖毒苦”的句子，已超出“愁”的范围。甚至曹寅想离家出走，以此来保证“手足辑睦，琴瑟静偕”，或者以求仙学道为却愁之方。
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不是母子、兄弟大闹矛盾，曹寅断不会做如是想。而杜芥送曹寅回京任职的《思贤篇》，也透露出消息：“翩翩雍丘王，恐惧承明谒。《种葛》见深衷，《驱车》吐肝膈。”雍丘王曹植的《种葛篇》的“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的感慨②《曹植集校注》第314至第315页、4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驱车篇》则要登泰山以求仙②，都是与曹丕的矛盾所致，恰好和曹寅同一心境。更主要的，曹寅、曹宣兄弟不和，康熙完全了解，所以当后来曹颙病故，选择子嗣时，玄烨有“他们弟兄原也不和”的话，说不定就是曹玺死后因继任织造发生矛盾的往事还留在康熙的记忆里。
《曹寅小考》对曹寅与顾景星甥舅关系的探讨，对曹寅、曹宣兄弟矛盾的考察，确实前进了一大步，因此不避辞费，做了较详细的介绍。我想以此说明，由于客观材料的限制，考证派红学到一定时期无法不陷入危机，但也并不是走入绝境，如果方法对头，还可以绝处逢生，重新获得某种生机。这里不妨再举一例。曹雪芹的卒年，壬午、癸未两说长期对峙，相持不下，经过1962年的会战，仍无结果。但1980年第三期《红楼梦学刊》发表的梅挺秀的《曹雪芹卒年新考》一文，提出了新说。作者认为甲戌本第一回关于雪芹卒年的那段批语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具体说是三条批语，应作如下标点、分段：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獭(癞)头和尚何!怅怅!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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