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初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版的《教育世界》杂志,第二年收入《静安文集》,比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早12年,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13年,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早17年。关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必要性,就是王国维在此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又说,“《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惟一大着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着书之年月固当为惟一考证之题目。”一再致意,有望于来者之情甚殷。可见胡适的考证,是为响应王国维的号召而作,即使讲考证派红学,也应追溯一下对考证作者和时代两致其意的王静安先生。
  对索隐派红学,《红楼梦评论》也有明确态度,指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比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这是依据艺术须塑造典型的理论,批评索隐之不可靠。但王国维并不以简单的方法对待红学索隐,在持批评态度的同时,又不否认纳兰性德的《饮水集》与《红楼梦》有文字之间存在的关系,即索隐派之一所力主的纳兰性德家世说,“非无所本”,只是觉得如寻找诗文和小说家用语之偶合,当不止容若一人,所以其科学性毕竟值得怀疑。笔舌恣肆,简而能备,读之令人心服。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最大贡献在美学方面。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人。这不仅在红学史上,在整个学术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我们说王国维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开创者,就是指这一点而言的。《红楼梦评论》共分五章,即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全文一万四千余言,理论层次清晰,文章结构严谨,真正是既不同于评点又不同于索隐和考证的小说批评之作,在王国维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带有现代意味的红学研究文章。
  王国维所援用的哲学和美学观念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理论。《红楼梦评论》第一章论生活的本质一段写道:“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此段文字对叔本华观点的表述相当准确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25至第43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石冲白译。。要而言之,在叔本华看来,生活就是欲望,而欲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必然陷入痛苦,这就是人的全部本质。
  如此悲观地看待人生,当然是消极的,无论如何我们不敢苟同。但作为一种哲学观点,把他所捕捉的看做人生的一个侧面,叔氏的观点亦未尝没有可理解之处。特别对艺术而言,认为人生是不幸的,比陶醉在幸运之中,更能成就伟大的艺术家。叔本华并不否认生活中也有喜剧,他说:
  任何个别人的生活,如果是整个的一般的去看,并且只注重一些最重要的轮廓,那当然总是一个悲剧;但是细察个别情况则又有喜剧的性质。这是因为一日之间的营营苟苟和辛苦劳顿,一刻之间不停的别扭淘气,一周之间的愿望和忧惧,每小时的岔子,借助于经常准备着戏弄人的偶然巧合,那就是一些喜剧镜头。可是那些从未实现的愿望,虚掷了的挣扎,为命运毫不容情的践踏了的希望,整个一辈子那些倒楣的错误,加上愈益增高的痛苦和最后的死亡,就经常演出了悲剧。这样,命运就好像是在我们一生的痛苦之上还要加以嘲笑似的;我们的生命已必然含有悲剧的一切创痛,可是我们同时还不能以悲剧人物的尊严自许,而不得不在生活的广泛细节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委琐的喜剧角色。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41至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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