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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最先提出地点问题，倾向于书中所写的事情发生在北京，但也表示不能遽下断语，搜寻作品的例证，与南方对景的地方也不少。他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从本书中房屋树木等等看来，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无线索，自相矛盾。”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16页。因此俞平伯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
1924年4月，即《红楼梦辨》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一年之后，刘大杰在北京《晨报副刊》上撰写商榷文章刘大杰：《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晨报》“艺林旬刊”第2号，1925年4月20日出版。，提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长安。这在当时确乎是出入意表的新见解，因为《红楼梦》的地点之争，向来只有南京和北京两说，从未有人主张写的是陕西长安。刘大杰的证据，主要是书中有几处提到“长安”字样，如第十七回介绍妙玉：“因听说长安都中，有观音胜迹，去年随了师父上来”；第三十八回宝钗持蟹赏桂诗：“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第五十六回甄宝玉在梦中说：“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以及第十五回凤姐为水月庵老尼之事，“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等等。他的这一观点立即遭到李玄伯的反对，认为《红楼梦》的地点，不过是作者所经历过的各个地方的代表，“谓为南京既非，北京亦不是”，当然更不是长安，因为曹雪芹从未到过陕西。至于长安两字，李玄伯解释说：“长安两字常为文人所用，已变成京师之意。文章内或欲模古或避重复，每称京师曰长安。”李玄伯；《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猛进》第八期，1925年-4月20日。
李玄伯的文章，发表在1925年4月20日出版的《猛进》第八期上，5月11日，刘大杰即在《晨报副刊》着文作答刘大杰；《再说红楼的地点问题》，载《晨报副刊》1925年5月11日第104号。。5月 22日，李玄伯又在《猛进》上刊出《再论红楼梦及其地点》一文，继续进行驳难。12月1日，《晨报》出版七周年纪念增刊，刘大杰在《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一文中，再次提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长安。他并且把文章送给胡适看，胡适说：“据种种的考证，曹雪芹永远没有和陕西长安发生过关系。他死的时候，确实在北京。书中虽说长安，因古人多称京师为长安的缘故。”见刘大杰《红楼梦里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一文的“附记”，载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但刘大杰并没有接受胡适的意见，仍然坚持长安说。这之前，他还曾写信给俞平伯，结果遭到俞的反驳，认为他的证据是“水中捞月”，明确表示“不能赞同”，并推荐李玄伯的文章要他看参见刘大杰和俞平伯的通信，载192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116号《晨报副刊》，题目标为《通信二则》。，等于在刘、李论争中站到了李玄伯的一边。
刘大杰的长安说显然无法成立。特别后来甲戌本出现，前面有一篇“凡例”，明确标示：“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使长安说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理由。但这一场关于《红楼梦》地点问题的论争，却很有影响，后来不断有人重提这一“旧话”，即使未获一致结论，也可以起到激发人们的红学兴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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