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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先生说：“红学之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性质之认识。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之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②《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说：“既关于史迹，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称之为学亦无忝焉。所谓中含实义是也。”②俞平伯先生这两段话见于他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1978年初稿，1986年改定，是晚年之作，经过沉淀的思想，文短而分量甚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怎样评价索隐和考证在红学成为红学并获得真实含义的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至于对这两个红学派别本身如何评价又是另一回事。
如今红学自王、蔡、胡以师儒身份大谈红楼，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秦可卿给凤姐托梦，说“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差堪比拟。红学的地位曾经很显赫过，有几次竟成为学术界注目的中心，甚至引起全国性的波澜。但现在最能体现红学特殊树义的两个红学派别，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了死结。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不知道。胡适说是曹，但没有证据。我们说不是，也没有证据。只能严守圣人遗训，说不知道。脂砚斋是谁?不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谁写的?不知道。而这三个问题，对考证派红学来说，实在至关重要，都是最起码需要解决的问题。连起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都索解无从，未免太让研究者泄气。索隐的出发点往往很庄严，以《红楼梦》寄托家国之思，令人肃然起敬。但具体分解起来，又收获甚微。说来说去逃不出尽人皆知的那几条例证。偶然有人提出新说，但一查，不对了，原来是前人已经说过的旧说。时至今日，无论索隐还是考证，要想前进一步，有所突破，已经难上加难。当然不排除还会有新材料的发现。但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敦煌学也由于已发现的材料处理到一定程度，再前进，感到步履维艰。而随着汉简的大批面世，一门新的学科——简牍之学，已在悄然兴起。
梁启超论学术思潮的演变，把学术思潮区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阶段，并用佛家生、住、异、灭四分流转相作比照。他说启蒙期是“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其特点是：“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着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梁启超论清学吏二种》(朱维铮校注)，第2页至第3页。下引任公先生语同此．不复注。比之红学，本世纪初胡适向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宣战，实与之相仿佛。因此当时的红学可看做是处于启蒙期的红学。
学术思潮处于全盛期的特点，梁启超做了如下概括：“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熠，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这用来形容红学的全盛期，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是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才智之士”都愿意厕身红学，并“以此为好尚”啊！
学术思潮进入蜕分期的特点，依任公先生的说法其表现是：“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能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只要看看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三位考证派主将的声势气象，以及他们的使红学愈分愈细，不仅三人之间于家世考证、作者考证、版本考证各有侧重，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派中小派”亦“出焉”，就知道红学蜕分期是存在的。
至于衰落期，梁启超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濬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摧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我想，说红学现已进入衰落期，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如前所说，红学的“精要之义”确实被前辈学者“濬发”得差不多了，再想突破，谈何容易。
这不是我的悲观，学术的发展嬗变，常常如此。有盛就有衰，有热必有冷。盛而不衰，热而不冷，天下怎容得这样的物事。就拿《红楼梦学刊》来说，顾问中茅盾和王昆仑两先生已经仙逝，编委中自创刊以来已有顾颉刚、吴恩裕、吴世昌、戴不凡四位红学大家作古。1979年5月20日学刊在四川饭店举行首届编委扩大会议，在京的红学专家聚首一堂，茅盾拄杖赴会，王昆仑当场赋诗，那种盛况，恐怕不会再有了。甚至红学史上那些迭出的公案，以抬学问杠为特色的红学论争，包括胡适说蔡元培“猜笨谜”，并声称“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吴世昌和周汝昌等辩论所谓“雪芹佚诗”，引来《晋书》里阮瞻不信鬼的故事，来客辩不赢阮瞻，就说“即仆便是鬼”；以及余英时和赵冈关于“面包”和“面粉”关系的讨论；徐复观和潘重规论红学，竟涉及请吃水饺问题，等等。这一类引人入胜、令人喷饭的篇章，今后的红学家难得谱写出来。另一方面，现在年龄轻些的健在于世的《红楼梦》研究者，泰半已不再致力于红学，而转为研究文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也就是梁启超论述学术衰落期时说的，由于社会需要，学者“别转一方向”的特点。借用《红楼梦》里的话，说红学研究的现状“好一似食尽鸟投林”，可能与实际情形也大体上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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