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巾大起义与东汉王朝的崩溃

 

  东汉时代,压在农民群众头上、进行残酷剥削的是皇帝、宦官、外戚、官吏、豪族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自然是最大的吸血鬼。汉桓帝的妻妾多到五、六千人,其他在宫中服役的更兼倍于此。灵帝的贪婪更胜过桓帝。他把原有的卖官制度扩大执行,每品官都有定价。如果买官的人,当时拿不出钱来,还可赊欠一下,到任后再加倍缴纳。当时地方官吏贪污成风,“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各种类型的地主包括贵族、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富商等,无不广占田地,役使农民,敲诈勒索,奢侈踰制。由于地主阶级进行竭泽而渔的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破产逃亡,饥寒交迫,求生无路,只有起来进行反压迫斗争。从汉安帝时起,农民起义即不断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终于在中平元年(184年)酝酿成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愤怒的起义群众到处烧官府,杀官吏,镇压豪强恶霸,攻打地主庄园。东汉统治者惊惶万状,急忙颁布大赦令,赦免了原来因反对宦官而被禁锢的士人、官吏,以团结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同时任命皇后兄何进为大将军,布置京师洛阳的防务,并派遣皇甫嵩、朱、卢植等率领军队镇压活动在今河南、河北等地的黄巾起义军。这时,各地的豪强大族也利用他们的人力、财力招兵买马,组织私人武装,修建坞壁营堑,以与农民起义军相敌对。皇甫嵩等官僚对于改善政治虽然束手无策,可是对于镇压农民起义仍然富有军事伎俩。起义军面对着强大的阶级敌人,作战虽极英勇,但缺乏军事经验,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张角直接领导的黄巾军便被镇压下去了。
  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并不能使封建统治者有所收敛,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人民搜刮。《后汉书》卷31《贾琮传》言:“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也言:“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中平二年(185年),灵帝为了修宫室和铸铜人,增收天下田赋,每亩多出十钱。并令太原、河东、陇西诸郡输送材木、文石。运抵京师后,宦官验收时,百般挑剔,折钱贱买,十才酬一。而调发不已,来回折腾。结果,材木搁得腐朽了,可是宫室连年修不成。刺史、太守也趁机打劫,增派私调,百姓承受不了,怨声载道。灵帝规定凡是新任和调职的郡守等官都要先到西园缴纳助军修宫钱,然后才准到任。有些比较清廉的官,宁愿不去上任,也不肯出钱。可是朝廷不答应,硬逼着去上任。当时有位新任命为钜鹿太守的名士司马直,“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司马直忿慨地说:“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终于“吞药自杀”。汉灵帝原是河间国的解渎亭侯,因桓帝无子,被迎入为帝。他生母董太后是有名的敛财婆,灵帝更采取各种办法搜刮民脂民膏。除了吞占郡国贡物和增加田赋及铸钱、经商、卖官以外,还“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堂中……又于河间买田宅,起第观”。他把许多私财存放在宦官家中;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统帅,于是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统治者倒行逆施,所招致的后果只能是农民的不断反抗。《后汉书》卷71《皇甫嵩朱传》言: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另外,青、徐、并、幽各州也都有黄巾余部崛起,而凉州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等领导的反抗斗争历时最久,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这样,东汉政府便不能不加强各州刺史的职权,使其兼管军政财赋。有的地方更设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职,以便让他们更有力地联络地主武装,随时镇压农民起义。这样也增加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长子刘辩继立为帝,其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于是外戚同宦官的斗争又重新激烈起来。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为了一举杀尽宦官,召并州牧董卓带兵入京,董卓还没有赶到,何进已为宦官所诱杀,官僚世族袁绍等又大杀宦官。持续百年的外戚同宦官的斗争至此最终结束。但身拥强兵、骄纵跋扈的董卓也已到京,从此,皇帝被挟制于强臣之手,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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