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扬刘抑曹”与民族意识的关系

 

  为何三国中有明显的“扬刘抑曹”的思想?围绕这个问题的是王朝正统和汉民族的民族意识。
  撰述正史的陈寿虽是蜀人,但他在西晋当官,拿了人家的俸禄,就只能为人家说话。晋朝是代曹魏而有天下的,唯有先承认曹魏的合法性,西晋的正统地位才能得以确立。加上中国历史上的传统,以统治中原者为正统,因此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僭伪。而他稍后的做史者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
  到了东晋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北方政权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按照“地处函夏,人传正溯”的标准,如果承认曹魏是正统,那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就算作僭伪了,等之于三国时的吴,蜀。这样,东晋的史家着了慌,忙主张“扬刘抑曹”,取消了曹操的正统地位,为偏安江南的司马氏政权张目。这种表现为血统继承的汉人正统观也代表了广大汉族群众的心愿,在民间有坚实的基础。因为汉族人民从民族意识出发,当然不愿意承认少数民族政权为正统,上溯到三国史,就在心理上偏向蜀汉了。这种心理偏向代代相传。隋统一全国后,历唐,五代,北宋,中原为汉族政权所统治,所以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仍把曹魏列为正统。到南宋就不对了,金人统治中原的局面又重现了南北朝时汉人偏安于江南的格局,于是南宋的史官们为了为南宋赵氏政权张目,又重新肯定了蜀汉正统。借“扬刘抑曹”来表示抵抗北方势力的思想感情。岳飞曾说过:“一死何足惜哉!要使后世书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张辈功烈相仿佛耳。”诗人陆游“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实际是爱国感情的抒发。南宋的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虽沿袭了陈寿的体例,但加进了许多有损曹操形象的资料,也是受时代的影响。从这一角度看《三国志》与《三国志》裴注在材料和观点上有诸多相抵触之处,就不难理解了。
  接着蒙古族的元朝统治又使汉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元末明初写定的《三国演义》正曲折的宣泄了以民族意识为背景的汉族正统观——蜀汉正统观。
  正统思想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观念,史学家与文学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使命。为民间最为熟悉的《三国演义》,在创作之前,曹操和刘备的艺术形象已经定型。小说只是把他全部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不可否认通俗小说比之史书在民众中的影响要大得多。以致历代以来的“扬刘抑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历史上的曹操和刘备,在为人准则和政治品质方面确实迥然不同,这是大家公认的。突出曹操个性中的奸诈险恶,猜疑诡谲的一面和刘备个性中的诚笃宽厚,忠义仁德的一面,进行艺术加工,把两人塑造成僭伪残暴的象征和仁爱忠义的化身,因此,“扬刘抑曹”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就是尊崇仁爱,贬斥残暴,尊崇忠义,贬斥奸诈,进一步说,便是匡扶正义贬黜邪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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