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智谋精粹正文 2.唯才是举:曹操的用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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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发布《求贤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发表《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张对于有缺点的人,不能废弃不用,不管是卑贱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推荐,《三国演义》没有提及这些《求贤令》,它通过对曹操用人事迹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反映得很具体。

    各路人马前来效命

    由于曹操采取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国人才甚众,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阶、贾翊: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名将及许褚、典韦等猛将。这些谋臣、武将有不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谋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谈的杰出战略家苟或外,郭嘉也是个很了不起的谋士。他为曹操多出奇计,而每计必中。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遗计定辽东”里,特别谈及他的超人智计。袁熙:袁尚被曹操打败后,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夏侯谆等将主----------------------- Page 37-----------------------

    张乘胜追击,曹操笑说:“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诸将皆不肯信。数日后,忽报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脱,”不出奉孝所料!”众官问其故,操遂出郭嘉遗书以示之。书略说:”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心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这便是郭嘉的”急之贝“合,缓之则离”的定辽东策略。“典韦寨门死拒敌”(第十七回),“许褚裸衣战马超”(第五十九回),”张辽威震逍遥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战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动地描述了典韦、许褚、张辽、徐晃等猛将 的英勇事迹。这些猛将,有的原是俘虏,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赏识而被捉拔为大将。上述的谋士、广将来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边,为他出谋献策、效命沙场,故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

    虽不得关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故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以促其归降。尔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其笼络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便以斩颜良、文丑以报之。关羽之去,曹操遵约“开绿灯”,并亲往赠袍送别。如非曹操放行,关羽纵有天大本事,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故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令状,义释了曹操。关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脱华容道的,他早已成为刀下鬼了。

    不念旧恶,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骂过自己的人,他也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操檄。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获陈琳,他不加责备,仅问道:“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为袁绍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如无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这次战役,操折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史称”清水之难”。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后张绣又降,操因用人之际而宽恕之。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因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其敢于直谏,切中己弊,对他十分敬畏。诤臣遇明主,传为千秋佳语。雍齿曾助项羽,几置刘邦于绝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 《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 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己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故说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论出身,全凭本事

    曹操因重视人才,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对封建社会人事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改革。东汉未年,封建统治者取士大都以门第、品行作为首要条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由于外戚、宦官两大帮派争权夺利,取士只讲派别而不问贤愚,那个帮派掌权,就都用那个帮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个帮派的人。

    当然对自己帮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实行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门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勋就有官做。这就为下层士人及广大平民广开仕进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讲门第,并不是不重视“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终归是个封建统治者,他的思想意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虽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也竭力争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诈装患风瘫病,拒绝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诱之下,他怕被杀头,只好出来任职。又如张邈叛变时,劫毕湛(是时为操别驾)母弟妻子。操对毕湛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无二心,攥为之感动得流泪。可是,毕湛一转身,便溜了。后毕湛被生擒,人们都认为他必死,谁知操不仅不杀他,反任他为鲁相,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对曹操的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应作如此理解:不管贵贱,不论品行好坏,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荐。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点。不过,这种用人方针仅在曹魏初期施行,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北方士族己都归附,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士族势力,迄曹丕继位,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规定士人等第,微贱的人被排挤不能入品,也就是说微贱的人是没有资格被推荐做官的。这已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又走”唯品是举”的老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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