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败亡令人扼腕!缠斗不止的外戚、宦官、士大夫终不敌董卓的大军!

     

    编者按本文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16篇文章。

    中国历史一向是环绕着一个圆圈盘旋1、旧王朝统治阶级腐败灭亡;2、军阀或变民集团乘机夺取政权,发生混战,杀人如麻;3、混战的最后胜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组织新的政府,成为新的统治阶级;4、经过一段安定或繁荣的时间;5、又回到第一统治阶级腐败灭亡。——如此这般,像走马灯一样,循环不已。

    今天我们要说的东汉,正走上第一第二阶段。首先是外戚政治重现,接着招来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最后,东汉政府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大一统也瓦解,遍地战火。

    一、外戚政治的重演

    外戚政治于纪元前一世纪,曾导使西汉王朝灭亡。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宣称西汉王朝的中兴,但他却没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动以防止外戚政治的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断桥上。

    东汉王朝执政人物可分别为三种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东汉王朝全部宫廷政治史。

    我们用下表说明他们在斗争中的关系位置(注皇帝下加上三角符号者,表示他并非前任皇帝的儿子,因前任皇帝没有儿子或其他缘故,由旁支坐上宝座。

    东汉王朝皇族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不过18岁,最小的还抱在怀里喂奶,这个现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

    皇帝既然幼小,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别的男人接触,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必须面临着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作最后决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犹如赤身露体忽然被抛到街上一样,她恐慌而孤单,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们,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见到的家属,她没有选择,只有这些人她才相信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

    比如,年仅十岁的东汉第四任皇帝刘肇即位时,他的嫡母窦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长窦宪。而随着一连串的娃娃皇帝的出现,更加强这种趋向。第五任皇帝刘隆登基时只三个月大(中国历史上继位年龄最小的皇帝,一岁时夭折,也是中国历史上是寿命最短的皇帝,谥号孝殇皇帝,他的嫡母邓太后依靠她的兄长邓骘。第六任皇帝刘祜登极时只13岁,他的伯母邓太后继续依靠她的兄长邓骘。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来。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也尽力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以造成非实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势。继承人如果已经成年,皇太后就无法掌握他,外戚就会失去魔杖,所以没有一个外戚不坚持拥立幼儿。第六任皇帝刘祜死后,他的妻子阎皇后升为皇太后,她跟她的兄长阎显决定摒除刘祜的亲生儿子刘保,而立刘祜的堂弟刘懿。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反常措施,皇位不传亲子而传堂弟。但一看年龄便可恍然大悟。刘保那年已11岁,而刘懿才八个月,掌握八个月的婴儿当然比掌握11岁的少年,时间要久的多。

    外戚中当权时间最长,声势最煊赫的,一是以邓太后和她的兄长邓骘为首的邓姓戚族;一是以梁太后和她兄长梁商为首的梁姓戚族。

    邓姓戚族当权30年,封侯爵的29人,当宰相的2人,当大元帅的13人,当部长级高级官员的14人;将领22人,州长(刺史郡长(太守48人,中下级官员不计其数。

    梁姓戚族声势也很大,当权也30年,封侯爵的7人,当皇后的2人,当嫔妃的2人,当大元帅的2人,妻子女儿被封为“郡君”(女性王爵、“县君”(女性侯爵的7人,娶公主的3人,将领57人。

    两大戚族的朋友、部属,和趋炎附势的苍蝇政客,共同组织一个当权集团,迄立在政府之中,盘根错节,不可动摇。

    可是,外戚们大多数不知道珍惜权力,而只知道滥用权力。只知道贪污暴虐,一味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梁姓戚族比邓姓戚族更堕落,尤以梁冀这个恶棍集凶恶愚顽之大成。这当然引起外戚集团以外新兴阶层士大夫们的抨击,不过士大夫显然居于劣势,因为魔杖握在外戚手中。失败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场是被免职,但大多数都被砍头或自杀。

    最传奇的是杜根,他要求邓太后把政权归还皇帝,邓太后下令把他装到布袋里,就在金銮殿上当场扑杀。想不到杜根跟春秋战国时期的范睢一样,有最好的运气,在被拖到荒野丢弃时,悠悠苏醒。但他仍假装死亡,僵卧在那里三天,眼中都生出虫蛆,然后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当伙计,15年之后,邓姓戚族失败,才敢出面。

    不但士大夫在斗争中会失败,纵令皇帝自己,如果想收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大权,也同样面临危机。第十任皇帝刘缵9岁时,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态度,说了一句“跋扈将军”(跋扈,蛮横之意,大概是二世纪时流行的口语,否则一个孩子不会脱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权、军权全部控制在手,外戚似乎立于永远不败之地。

    二、土大夫及门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时代中,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的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土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

    纪元前12世纪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纪元前1世纪,西汉王朝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到了东汉开国的纪元1世纪时,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使一、二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

    我们可把它归纳为下列五类

    1、长时期为父母服丧。孔子和孟子坚决主张的三年之丧,自西汉纪元前二世纪儒家学派独霸政坛之后,即用政府力量推行。王莽时期,新王朝更硬性规定,中级以上政府官员,必须服三年之丧。这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古老僵尸,遂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下复活。但是,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丧;有人幼年时老爹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三年之丧,等长大成人想当官时,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更有人索性服20年之丧。跟服丧相连的,有人简直哭出血来,有人还真的拒绝吃饭,骨瘦如柴。

    2、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财产和官爵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惊人之举。如分家析产时,弟兄们都坚持要最少的一份。父亲留下来的爵位,本应是嫡子继承的,嫡子却逃入深山,而把它让给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征召他们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这种人被美称为“征君”——被皇帝征召而拒绝征召的君子,表示他们情操清高,有异于流俗。

    3、尚侠尚义。儒家学派把人类所有行为性质,一分为二,一是义的行为,一是利的行为。士大夫的行为,当然应该只考虑“义”,不考虑“利”。这方面最多的表现是,宁愿牺牲自己,而去为朋友报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杀的危险,去为被处死刑的朋友收尸,或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4、廉洁。官员的贪污残暴,是古中国社会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恶。东汉纪元2世纪中期,士大夫在这上作尖锐的矫正,他们互相勉励,以不取非份之财为最大光荣。即令是不违法之财,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给亡父的奠仪退回,但对于救急解困,却毫不吝啬。

    5、对恩主绝对效忠。政府高级官员的僚属,大多数由高级官员自行聘任。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灿烂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属,有的只几个月便出任州长(刺史,不数年就擢升为中央级部长。这是知识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在被推荐为“茂才”“孝廉”后,还必须再突破被聘任这一关,否则仍只是在野之身,飞黄腾达不起来。士大夫对于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对他们的恩主情形一样,不但要为恩主冒险犯难,还要为恩主牺牲性命。至于为恩主服三年之丧,更平淡无奇。

    上述五类行为,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们都竞争着或真或假的去做,并且往往做的有声有色。当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为当作欺诈手段。像服20年之丧的赵宣,按儒家规定,在服丧期间绝不许跟妻子同寝,可是他在20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又像以廉洁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

    但即令这种流弊,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必须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遂逐渐缩小。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性。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员(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产生。

    社会的纵剖面呈现无数直线行业,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当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当士大夫,也就是说,做官的儿子继续做官,这就是门第。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绍,四代中出了五个宰相(四世五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注意“门第”这件事,它强固的维持士大夫阶层强干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纪元2世纪中叶后,政治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积极支持国立大学的扩充。五十年代时,大学生已多到三万余人。这些准士大夫们——未来的官员,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的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确实做出太多的罪恶,士大夫遂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发生冲突。

    三、宦官制度

    宦官,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最可耻的产物之一。

    宦官发生于农业社会多妻制度。纪元前12世纪时,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残酷制度,带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延续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为了防止她们向别的男人红杏出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像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世界隔绝。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担任,像到市场采购之类,便是一桩困扰。如果仍由女人担任,她们势必仍要跟男人接触。如果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一些对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于是周部落姬姓酋长们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宦人、寺人,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宫中需要的数量当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时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人服侍十个人计算,可以推测到,至少保持有四千个宦官名额。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钱人家,都可以购买。一直到十世纪,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间蓄养阉奴,宦官才为皇帝所专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兴阉割自己,所以宦官的来源只有两种,一是金钱诱惑,一是强迫。即令是金钱诱惑,因为宫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们又怎么懂得为钱舍身?而收买孩子父母,对孩子来说,仍是强迫。但再穷苦的父母都不会忍心孩子被阉割,所谓收买,也不过表面上伪装。所以事实上只有一个来源,即来自哀哀无告的贫苦人家。这是中国人历时最久的一种悲惨遭遇。唐朝诗人顾况曾有一首《孩子》的诗,描写宦官的诞生

    孩子啊,你生在穷乡

    官员挺住你,把你残伤

    为了进贡给皇帝,

    为了获得满屋金银

    为了要下狠心,

    把孩子戴上刑具,当作猪羊

    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

    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员享福受赏

    爸爸送别孩子

    “儿啊,我后悔生下你

    当你初生时

    人们都劝我不要抚养

    我不忍心

    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场……”

    孩子告别爸爸

    “心已粉碎,流下血泪两行

    爸爸啊,从此远隔天壤

    直到死于黄泉

    再见不到爹娘……”

    ——顾况是8世纪唐朝时诗人,我们把这首诗提前在这里(2世纪介绍,以帮助我们对宦官的了解。尤其当我们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时候,想到只不过因我们贫穷,政府官员就把孩子捉去阉割,我们会失声痛哭。

    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与父母家乡隔离。跟宫女的命运一样,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宫女更悲惨,宫女于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希望,宦官则永远不能,而是终身奴隶。

    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卫自己。最幸运的,入宫后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

    皇帝是权力魔杖,触及——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惨死去,犹如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监狱中悲惨死去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数项结论

    1、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

    2、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

    3、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

    4、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

    5、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过他们的能力。

    四、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

    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分别。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被外戚毒死,就是一个说明。

    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但跟士大夫结合可能很少,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别无其他选择。

    最先向外戚发动攻击的是东汉第四任皇帝刘肇。他与宦官郑众结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接着是第六任皇帝刘祜,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逼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骘自杀。第七任皇帝刘懿逝世时,宦官孙程、王康、王国,发动宫廷政变,迎立第六任皇帝刘祜的儿子刘保登极。

    ——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的也都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邓骘,不可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公元2世纪五十年代后,情势更趋严重。外戚梁冀当权,东汉第十一任皇帝刘志,继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刘缵之后,对梁冀侧目而视。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谋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叫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分,成为黑社会的弟兄。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姓戚族全体屠杀了之后,刘志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县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

    从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仗着跟刘志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几乎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回头来跟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只在皇帝面前告状而已。

    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公元159年13个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宦官全体被杀,共31年。我们把这31年中双方的重要斗争,列出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因为士大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又一向自称以“仁政”“道德”为最高的政治理想。

    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公元160年杀赵岐全家,166年射杀民女,179年杀人悬尸。

    士大夫却残忍得多,公元160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166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萌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

    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

    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

    注意阳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马屁而逐步升迁,但他本质仍是士大夫。

    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权力的魔杖就在他们身旁。东汉十二任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

    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像阳球杀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

    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人惊慌失措。士大夫阶层如果稍为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热,以致引起公元166年宦官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和为期18年之久的党锢(褫夺公权并禁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糜烂。

    双方最后一次决斗发生于公元189年,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官袁绍跟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结合,密谋铲除宦官,何进的妹妹何太后坚不同意。于是,天下最愚蠢的阴谋诡计发生了,袁绍建议密令驻屯在河东(山西夏县的大将董卓,统军向洛阳进逼,扬言要肃清君侧——讨伐宦官,用以胁迫何太后。

    另一位禁卫军官曹操反对,他说“对付宦官,一个法官就行了。却如此转弯抹角,诱导叛变,恐怕能发不能收,天下从此大乱。”

    曹操的明智见解阻挡不住浆糊脑筋,蠢谋开始执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进诱进皇宫砍头。袁绍遂率领禁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入皇宫,对宦官作绝种性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纪较长的洛阳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被误会是宦官,也遭到灾祸。

    当袁绍攻入皇宫时,宦官张让挟持着新即位的东汉第十三任皇帝刘辩,突围向北逃走,逃到黄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阳追兵赶到,张让投黄河自尽。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到此结束。宦官彻底失败,但士大夫的胜利却是悲惨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据说只有一位宦官,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贡献,那就是宦官蔡伦发明了纸张。从前写字著书,需要用刀刻到竹片上,或写到绸缎布帛上。竹片太重,绸缎太贵。蔡伦改用树皮做原料,制成纸张后,于公元1年奏报给皇帝刘肇,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张。到了东汉末年,造纸术有长足进步,已有精致的“左伯纸”出现。

    五、佛教·道教·黄巾

    现在,我们叙述第一次宦官时代中所爆发的黄巾民变。它是中国最大的农民暴动之一,跟当时开始鼎盛的两大宗教相结合,反抗暴政。

    这两大宗教,一是佛教,一是道教。

    佛教据说于公元1世纪六十年代传入东汉(我们不妨推测,纪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时,可能就带了进来,东汉王朝第二任皇帝刘庄曾梦见一个金人。有学问的大臣就告诉他,金人是西域(新疆的一个被称为“佛”的神祗。刘庄随即派遣官员蔡愔去西域求佛,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传入。

    蔡愔于公元65年出发,两年后(67年返国,随同他来的有两位外国籍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和白马驮着的佛教经典。刘庄特地在首都洛阳东郊。建造一座白马寺,招待这两位高憎并安置经典。不过事实上,白马到洛阳时,佛教在东汉已经大大地流行,亲王刘英——刘庄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举国皆知。

    道教是纯中国宗教,没有人知道它确实的诞生日子。道教跟道家学派有密切关系,老庄哲学的玄虚无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种飘渺幻境。道家学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转变为“阴阳家”,介乎学派与宗教之间。这种以炼丹炼金,求长生不死药的高级巫师,被称为“方士”,深受历代帝王的欢迎。以后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转变为念咒画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公元2世纪三十年代,方士中一位大亨张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鹄鸣山修炼。他用符咒为人治病祈祷,称“太平道”。追随他的门徒,都要奉献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儿子张衡(不是发明地动仪的张衡,只是同名继承。张衡死后,儿子张鲁继承。张鲁时已到公元2世纪末叶,各地混战,政府因他拥有群众力量,委派他当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但要到300年后的五世纪时,名道士寇谦之出世,才确定“道教”名称,并确定尊奉李耳(老子为教主、《道德经》为经典、张道陵为先知。我们要特别注意,“道教”跟“道家”不同,犹如“狗”跟“热狗”不同一样。

    羌战于公元169年被镇压,东汉政府胜利的代价之一是,没有被战争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区,因军需孔亟,在苛捐杂税和官员贪暴,以及地主剥削重重迫害之下,引起大规模的逃亡和民变。逃亡和民变又引起因劳力缺乏而产生的水灾旱灾蝗灾。水灾蝗灾又引起农村破产,到处发生人吃人的可怕饥馑。政府中宦官跟士大夫正斗争的如火如荼,没有人关心那些在死亡中挣扎的农民。农民为了生存,遂逐渐集结在一个标帜“黄巾”之下,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黄巾标帜下农民运动领袖张角以他的家乡巨鹿(河北宁晋为根据地,供符咒传教,一方面称太平道,一方面又称弥勒佛再世,成为佛道二教的混血儿。传教十余年,门徒有数十万人。

    张角分全国为三十六“方”,每方一万人,用四句话作政治号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甲子年是公元184年,184年遂成为贫苦农民的盼望。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都出现“甲子”字样,人心振奋。

    甲子前一年(183年年终,张角的门徒马元义潜入首都洛阳,联络宦官作为内应,准备明年日期到时,夺取首都。可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内奸或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像基督教的犹大一样,向东汉政府告密。就在184年一月,马元义被捕,被最残忍的车裂酷刑处死。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张角。

    张角仓促间下令起兵,一夜之间,百万以上的农民,掀起暴动。他们用黄巾裹头,以分别敌友。

    184年距羌战平息,仅15年。东汉政府用以讨伐羌部落的军队,恰好用以讨伐黄巾。那些凉州(河西走廊部队在血腥中成长,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无法与他们对抗,尤其是张角又恰好病死,失去领导中心。于是这一历史性的农民暴动,只支持了11个月,就被分别击溃。

    然而,这个世界却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凉州部队开始轻视中央政府,大将之一的董卓,当中央征召他到洛阳担任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时,他不愿放弃军权,拒绝接受。偏偏又遇到两个浆糊脑筋何进与袁绍,利用他来胁迫何太后。

    于是,公元189年,当洛阳追兵在黄河南岸小平津从宦官手中救出皇帝刘辩时,董卓率领大军,适时的赶到,刘辩就在凉州兵团护驾下,返回首都洛阳。

    三国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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