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2)

 

  这是站在小说批评的立场对考证派所作的批评,同时也适用于批评索隐派,可见在文学创作的理论层面上,小说批评派红学占有逻辑的优势。但考证派也好,索隐派也好,从来不曾因小说批评派的攻伐而偃旗息鼓,相反,考证派长期居于红学的主流地位,索隐派也自有其市场。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是索隐和考证在事实上不是完全没有依凭。
  《红楼梦》中流露的反满的思想倾向,即为索隐派提供了事实上的依据。当然《红楼梦》是否有反满思想,研究者存在歧见,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周汝昌、吴恩裕的态度是肯定的,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来揭示曹雪芹与明遗民的关系,相信不满意满族统治的思想确在书中有所流露参见周汝昌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第七节“鹭品鱼秋”及吴恩裕《曹雪芹的故事》小序。。
  对索隐和考证持强烈异议的余英时先生,也不否认这一点,他曾撰写专文论述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参见余英时的《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至第19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他在引录敦诚的《寄怀曹雪芹》诗之后写道:“我现在只想用这开首几句说明一个问题,即曹雪芹已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本是汉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狱最深刻的时代,眼看到许多汉族文士惨遭压迫的情形,内心未尝不会引起一些激动。这种激动自然不会达到‘反满复明’的程度,但偶尔对满清朝廷加以讥刺则完全是可能的。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渐发展出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在我看来,是很顺理成章的心理过程。”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至第193页。从行文语气看,似乎是在力求与索隐派的红学观念划清界限,但承认《红楼梦》具有反满意识的态度甚为明朗。靖本《石头记》第十八回的一段批语,余英时尤其感兴趣,认为可以为肯定曹雪芹有反满意识提供旁证。这段批语的内容如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崖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大族之败,必不致于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
  批语的写作时间为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雪芹死后不久,当出自畸笏之手,和曹雪芹的思想是契合的。余英时分析说:“批者引庚子山《哀江南赋序》,序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其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5页。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至为警辟,完全符合畸笏此批的内容,同时也符合《红楼梦》的思想实际。因此索隐派的红学观念,至少他们的观念中的认定《红楼梦》具有民族思想这一点,来源有自,未可全然抹煞。
  至于考证派所主张的《红楼梦》中有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某些事迹,更是有据可寻。例如第十六回赵嬷嬷说江南的甄家“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与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驻跸在江宁织造府的史实是一致的;第五十四回贾母说,她年轻时看过家里的小戏班演的《续琵琶》,这是雪芹的祖父曹寅写的传奇,由贾母口中说出恐非偶然;还有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凤姐,用了“树倒猢狲散”的俗语,曹寅生前经常把这一俗语挂在嘴边。当然曹家是被抄过家的,《红楼梦》第七十五回提到甄家被抄和回京治罪,八十回以后还将写到贾府被抄。至于脂批提供的例证就更多了。所以考证派可以振振有词地宣布,《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家族的历史,而不是索隐派所主张的清初政治史,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向索隐派宣战,就是以考证曹雪芹家世的新史料作为自己的利器。
  问题是,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来确立这种红学观念。要说自传,世界上许多长篇作品都带有作家自传的成分。李辰冬在1937年写的《红楼梦辩证的再认识》一文中,已不满意胡适的自传说,他说:“曹雪芹不知观察和思索了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政、贾母、袭人、薛蟠,以及一切其他的人物,然后才产生他想象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那一位是实在的谁,真是有点做梦,徒劳无益。”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69页。又说:“再放大一些说,《红楼梦》写的处处是曹雪芹自己家庭的事,像胡先生所考的,连贾府的宗系都是曹雪芹照自己的宗系排的,这话我们不敢断定对否,因为属于考证的范围,然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要说曹雪芹是以他的家庭为根据则可,要说贾府就是他自己的家庭那就有语病。”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70、271页。第四十二回宝钗对惜春画大观园发的一段议论,每每成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树立观念的立论依据,即所谓“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不能讨好的”,须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也就是要经过艺术概括。李辰冬在引录宝钗这番议论以后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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